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9月28日经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与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是指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及其相邻的部分地域。分为保护区、农副业区、建设区和外围保护地带。
保护区、农副业区、建设区的具体界限，依据《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确定。外围保护地带的具体界限，由张家界市人民政府依法确定，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四条 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应当坚持严格保护、统一管理、科学规划、永续利用的原则。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
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林业、环境保护、国土资源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张家界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人民政府）全面负责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管理工作。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管理工作。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的情况。
第六条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除业务上受上级林业行政管理部门领导外，必须服从区人民政府对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统一规划和管理，依法做好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范围内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七条 对在保护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资源与环境保护
第八条 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资源进行普查，建立动态档案；对特殊地质遗迹和珍稀、濒危动植物、古树名木等重点保护对象，应当制定特殊保护措施，实施有效保护。
市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资源保护的状况进行监测，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提出评估调查报告，并按照规定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九条 禁止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出让或者变相出让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资源。
除确需的建设用地依照本条例规定经批准使用的外，不得以出让、行政划拨等方式处置保护区内的土地。
第十条 区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内的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植树绿化工作，保护好林木植被和野生动植物种源繁殖、生长、栖息环境。
第十一条 保护区内保存完好的天然状态的生态系统以及珍稀、濒危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地，应当保持原始风貌，除管理需要和经批准的科学考察的外，禁止任何人员进入。
进入保护区内保存完好的天然状态的生态系统以及珍稀、濒危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地进行科学考察，或者进入保护区内的其他地域进行科学考察、采集标本、拍摄影视片，应当经区人民政府同意，并报上级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按照规定交纳保护管理费后，方可在指定范围内进行。
第十二条 禁止采伐、损毁保护区内的林木植被。因景区、景点开发建设或者林相抚育改造确需采伐林木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报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禁止采伐外围保护地带的林木。确需进行抚育性或者更新性采伐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批。
禁止砍伐或者采用其他方式损坏古树名木。
第十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内的护林防火工作，建立健全护林防火组织和制度，配备相应的防火设施和设备，规定特别防火期，设置禁火标志。
在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内，禁止烧山、烧田坎。在保护区范围内，禁止野炊、燃放烟花爆竹、在非指定的地点吸烟或者进行其他违章用火行为。
第十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内的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做好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和动植物检疫工作。禁止将下列物品带入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内：
（一）未经检疫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
（二）未经检疫的松材及其制品；
（三）可能被植物检疫对象污染的包装材料、运输工具；
（四）未经检疫的野生动物。
第十五条 禁止在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内捕猎野生动物，破坏其栖息环境，非法经营或者运输受国家和省保护的野生动物。
第十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专家对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内的地质稳定性进行调查，预测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第十七条 在保护区内，禁止开山、采石、采矿、挖沙、烧砖瓦、烧石灰，禁止围堵填塞河流、溪流、湖泊、山泉、瀑布，禁止采集化石、抽取地下水以及其他可能损害地质地貌的行为。
在农副业区、建设区和外围保护地带，未经依法批准，不得从事前款禁止的行为。
第十八条 禁止在保护区内建造坟墓。原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予以保留的外，应当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
第十九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内溶洞资源的保护。尚未开发的溶洞，应当予以封闭，设立标志；未经区人民政府批准，禁止任何人员进入。已经开放的溶洞，经营者应当保护好景观的自然风貌。
禁止损毁、盗窃、买卖钟乳石料，禁止在溶洞内烧香点烛或者从事其他污染破坏溶洞景观的行为。
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其他有关部门依据国家环境标准，制定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内的地方环境质量标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一条 在保护区内，产生水污染物的单位应当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不得新建排污口；禁止排放未经处理或者处理后未达标的污水，禁止排放油类、酸液、碱液及其他有毒废液，或者在水体清洗装贮过该类物品的容器或者车辆，禁止向水体倾倒垃圾和其他固体废物。在建设区内，
应当建设集中处理生活污水的设施。
第二十二条 在保护区和建设区内，禁止使用以煤炭、柴草为燃料的大灶及锅炉，禁止尾气超过国家规定排放标准的机动车辆通行。
在保护区内，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区人民政府可以规定禁止燃油机动车辆行驶线路，但经过批准执行公务和施工任务的车辆除外。
在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内，禁止焚烧垃圾、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第二十三条 在保护区和建设区内，除抢修、抢险作业和确需连续施工经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外，不得在夜间二十二时至次日六时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
第二十四条 保护区和建设区内的固体废物应当及时收集、运出和处置。禁止在保护区内建设固体废物集中贮存和处置设施、场所以及垃圾填埋场。
第二十五条 在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内开设新的旅游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按照有关规定，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依法办理报批手续。
第二十六条 在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内，禁止开设航空游览、表演、竞技项目。在保护区内，禁止举办攀岩等可能影响、破坏地质地貌的表演、竞技项目。
第二十七条 根据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需要，可以对部分景区、景点实行轮休。具体办法由区人民政府拟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各景区（点）的环境容量和游览线路，制定旅游高峰期疏导游人流向的具体方案。禁止超容量接待游人。
第二十八条 进入保护区内的游人和其他人员，应当爱护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资源，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不得损坏树木花草、乱刻乱画、随意丢弃垃圾等，不得在石英砂岩峰柱或者其他岩壁上题词、作画或者临摹、雕刻名人字画。

第三章 规划与建设管理
第二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和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规划与建设的监督管理，防止保护区出现人工化、城市化倾向。
第三十条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和依据总体规划制定的景区详细规划是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建设和管理的重要依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按照国家规定和本条例的要求，需要对规划进行修订或者局部调整的，市人民政府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前，应
当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体现旅游特色的村镇规划，经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内占用土地进行建设，都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及其景区详细规划。按照规划建设的各项设施，其布局、高度、体量、造型和色彩等，必须与周围景观和环境相协调。
在保护区内，对不符合规划、污染环境或者有碍观瞻的原有建筑物、构筑物，应当进行清理，限期拆除或者搬迁。具体方案由区人民政府拟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三十二条 在保护区内，不得新建、扩建索道、缆车、有轨电车、升降梯、办公楼、培训中心、宾馆、酒店、招待所、疗养院、商场、仓库、文化体育、居民住宅等污染环境、破坏景观、妨碍游览的建设项目和设施。
第三十三条 保护区内确需建设的项目，由区人民政府根据规划编制计划，报市人民政府审查，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后，方可依法办理报批手续。保护区内的建设项目，其建设工程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经市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由省
人民政府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规划要求核发。
建设区内的建设项目，其建设工程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经区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由省、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国家和省规定的管理权限，按照规划要求核发。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建设项目，按照《湖南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的规定，由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后，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办理报批手续。
国家规定应当由国务院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审批的重大建设项目，按照规定程序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十四条 在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建设单位必须在施工方案中制定具体措施，保护周围的景观、植被、水体和地貌。
第三十五条 保护区内的卫生设施、临时服务网点和客运交通应当根据规划和实际需要统一安排，从严控制。具体方案由区人民政府拟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安全、卫生和环境保护的需要，规定禁止经营的商品、服务项目以及禁止使用的包装材料。
禁止在保护区内设置、张贴商业广告。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和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增加对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资金投入。
设立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专项经费。保护专项经费可以通过国家补助、社会赞助、国际援助和征收资源有偿使用费等多种渠道筹集。资源有偿使用费的设立和征收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未造成损失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过失引起森林火灾，尚未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令限期更新造林，赔偿损失，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责令纠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带入的物品予以封存、没收、销毁或者责令改变用途，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环境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处恢复原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的，没收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有猎获物的，没收猎获物，处相当于猎获物价值八倍以下的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二千元
以下的罚款。非法经营和运输野生动物的，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十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依法赔偿损失，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不能恢复原状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损毁、盗窃、买卖钟乳石料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钟乳石料和违法所得，依法赔偿损失，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原状，可以并处每平方米三百元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无权批准而非法批准、超越批准权限批准或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批准在保护区内进行建设的，其批准文件无效，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原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未作处罚规定的违法行为，法律、法规规定处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至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实施。
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范围内，区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法委托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机构按照委托的权限实施行政处罚。
第四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1年1月1日起实施。



2000年9月28日
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

江礼华


新刑法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是刑事立法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及哪些人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所作的立法解释。上述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在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上的纷争，同时明确地规定了“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围。应当说，其科学性和实践操作性较之旧刑法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立法时没有对“公务”的含义，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等问题，作出具体的解释；加之理论界观点不一，认识分歧，因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屡屡发生歧义，直接影响了刑法的适用。当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从事司法实践工作的同志，都急切地企盼有解释权的机关能尽早就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所涉及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出具体的解释，以便统一思想、统一执法。本文仅就如何正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有关问题，略陈管见，以供参考。
一、关于以什么标准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问题
以什么标准界定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这是当前极具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是一种职务性犯罪，所以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具有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资格身份，这是其从事公务的前提，故主张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应以行为人是否具有上述资格身份来确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主张在确定行为人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时，应以其是否从事公务来界定，无论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只要是依法从事公务者，即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之列。
事实上，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并非始于刑法修订之后。早在1995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之后，在如何界定公司、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问题上，理论界和司法实际部门便存在了严重的分歧。例如，1995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侵占和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有企业中的管理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委派到参股、合营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能的人员；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这是具有代表性的“公务论”。此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12月25日颁布了《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中规定：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这是典型的“身份论”，得到了理论界部分专家、教授的赞同和支持。由于“两高”的司法解释不同，不仅进一步导致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执法的统一。
当前，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上的纷争，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颁布之后在如何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和争论的继续。它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一个用什么标准来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问题。
笔者认为，“身份论”和“公务论”都各有一定的道理。“身份论”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防止人为地将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扩大化，与新刑法第93条缩小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规定精神较吻合。而“公务论”的好处在于有利于打击犯罪，与当前犯罪的实际情况较为贴切。但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片面地强调“身份”或“公务”，都难免有失偏颇。因为事实上，“身份”和“公务”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两大要素，二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有机整体。从理论上讲，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首先应具有一定的资格身份。这种资格身份，在我国大力推进人事制度和用人制度改革的今天，不能片面地理解或强调为是仅指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言，它还应包括依法取得从事公务的一种资格。而这种资格身份尽管有长期性的，有临时性的，其取得的方式也各异，如通过任命、聘任、委任、派出或者依据法律规定被选举、被任命或根据法律的规定而取得等，但都有一个客观存在和依法取得的问题。如果行为人根本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身份”，从事公务便无从说起。换句话讲，“身份”是从事公务的资格，没有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身份，便没有资格去从事公务。而“从事公务”则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如果抽去这一实质性问题，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亦不复存在。可见，在国家工作人员问题上，“身份”和“公务”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再者，从法律的规定上看，我国刑法第93条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规定中，亦是将“身份”和“公务”融为一体的。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显然，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理应是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过去叫“干部”，现时称国家公务员），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国家机关中工作，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如工人、勤杂人员等，其从事的事务，也不可能是“公务”，故不能将他们纳入国家工作人员之列。第2款规定的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围，也就是“准国家工作人员”的问题，包括以下三类人员：（一）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从法条规定的精神来看，上述“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也是“身份”和“公务”相融的有机整体。首先，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身份，他们或是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或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之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或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如果不具备上述身份，便没有资格去从事刑法意义上讲的“公务”。其次，具有上述“身份”的人员，所从事的必须是“公务”而非“劳务”；否则，亦不能成为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必须把“身份”和“公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而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标准，既非“公务论”，也非“身份论”，它只有一个，即刑法第93条的规定。这是我们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唯一的法律标准。当前，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范围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议，并非是“身份论”和“公务论”孰对孰错的问题，而主要是对刑法第93条的规定认识不一致，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如何正确理解条文精神，是我们正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关键。
当前，在理解刑法第93条规定的精神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同认识和分歧。其中，尤以以下两个问题为突出：一是刑法第93条中规定的“公务”指的是什么性质的公务，“公务”和“劳务”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二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究竟指那些人？因此，搞清上述问题，无疑有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刑法第93条规定精神，从而正确地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二、关于刑法第93条规定的“公务”的性质和含义问题
“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核心因素。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刑法意义上的“公务”的性质和含义，乃是我们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什么是公务？从词义上讲，所谓公务，是泛指一切公共事务而言。它包括国家性质的公务和集体性质的公务两大类。国家公务，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体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实施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活动。它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特点。而集体公务，则是指集体单位、群众性组织中的公共事务。它不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等特征。
那么，刑法意义上讲的“公务”，是指什么性质的公务呢？有人认为，公务是泛指一切公共事务，既然刑法第93条中没有限定公务的性质，那么就应理解为既包括国家公务，也包括集体公务在内。所以主张将那些依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负责人，如村（居）民委员会负责人等，也纳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内。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刑法第93条第1款明确地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而这一法定概念已清楚地界定了“公务”的性质、范围，即只能是国家公务，不包括集体公务在内。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刑事立法时就没有必要将国家工作人员表述为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了。显然，立法者之所以这样表述，其意之一在于将那些从事集体公务的人员，从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中划出去。如果这样的理解符合立法精神，那么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所从事的公务，亦不应包括集体公务在内。而只能是那些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内从事国家性质公务的“原国家工作人员”，才有资格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否则，前后矛盾，于理不通。再者，从第2款规定的精神上看，立法者的意图亦不是将准国家工作人员限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或受上述机关单位委派，或者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国家性质的公务人员之内。所以，笔者认为，刑法第93条规定的“公务”，无论第1款中讲的“公务”，还是第2款中讲的“公务”，都只能是属于国家性质一类的公务，从事集体公务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委派或依法委托者外），无论其是否是依照法律规定选举的，均不应视为是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这些人贪赃枉法，触犯刑律时，构成什么罪，就定什么罪。
此外，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还须严格划清“公务”与“劳务”的界限。何谓“劳务”，当前众说纷纭。有人说，“劳务”是指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体力性活动；而有的人则认为，“劳务”是指以劳动提供的服务性活动；如此等等。由于对“劳务”的认识和理解不一，故有的同志主张将国有单位中的售票员、营业员、收款员、推销员等亦划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内。而有的同志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上述人员尽管其职业活动也是经手、管理国有单位的财物，但其从事的并非公务，而是劳务，故主张不应将这些人也纳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内。
那么，究竟什么是劳务？它与公务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所谓劳务不单是指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体力性活动，它是一个泛指，凡一切以劳力为主从事生产性、经营性、社会服务性的活动，都叫劳务。它与公务的根本区别在于：这种活动不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从事劳务的人员不是国家管理意义上讲的管理者，而是被管理者。国有单位中的收款员、售票员、营业员、推销员等，尽管也经手、管理国有财物，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活动，主要是靠提供劳力来实现的，是在管理者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之下进行的。因此，不能也不应将这些人划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内；否则，便人为地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势必会出现扩大刑法打击面的危险。
三、关于如何界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问题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究竟包括哪些人，这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极具分歧，较为棘手的难题。笔者认为，要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搞清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否应当限定在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管辖或管理范围内。
对此问题，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刑事立法时，立法者把三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形相并列，说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一个泛指，即指除法条上明确列举的两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况之外的，其他一切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些人无论是否在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的管辖、管理范围内从事公务，只要是依照法律从事公务，即应纳入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围。而有的同志则认为，从刑法第93条第1款规定的精神来看，“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是限定了范围的。第2款规定了三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形，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违背第1款规定的精神。因此，主张对“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不应作广义上的理解，不是一个没有范围的泛指，而是指除法条上已明确列举的两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况外，其他一切在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管辖、管理范围内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既然刑法第93条第1款已将国家工作人员限定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那么够得上“准国家工作人员”的也不应太离谱，亦应是指那些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管辖、管理范围内非国家工作人员而依法从事公务人员。这点在刑法第93条第2款明确列举的“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两种情况中，已作了充分的说明。所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也应当有个范围限制，否则它将是一个无底洞，可以任意把一切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囊括进去，从而导致扩大刑法打击面的恶果。
其次，“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中讲的公务是否包括集体公务。
如前所述，根据刑法第93条第1款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应当是国家公务，不包括集体公务在内。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所从事的公务，亦应当限定在国家性质的公务之内。否则，便会出现前后规定自相矛盾的情况，使法律的严肃性遭到破坏。有的同志极力主张将村（居）民委员会负责人亦纳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内，其用心是好的，尤其是当前农村中一些地方村委会负责人违法乱纪、受贿、侵占、挪用集体款物的现象较为严重，农民们怨声载道，确实应当加以治理和依法予以制裁，以维护广大农民个人和集体的利益。但村民委员会不是国家设置的一级政权机构，村委会负责人虽是依据法律选举产生的，但他们所从事的是集体公务，而非国家性质的公务。如果硬性将这些人上升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内，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处，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也有悖于刑法第93条的规定，于情、于理、于法都欠妥。
第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搞清上述两个问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是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一）必须是依法从事公务；（二）必须是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管辖、管理范围内从事公务；（三）从事的公共事务必须是属于国家性质一类的公务。符合上述条件的，即可纳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之列，否则，则不宜视为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之列。
四、国家工作人员的种类
根据新刑法第93条的规定，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简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二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亦称准国家工作人员。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那么，哪些人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呢？要搞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国家机关及其范围。所谓国家机关，是指国家为行使其职能而设立的各种机构，是专司国家权力和国家管理职能的组织。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从国家学说上讲，国家机关，即国家政权机关，它包括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队中的各级机关。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宪法明文确定了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居于领导一切的地位。因此，从广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应纳入国家机关的范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实现同各民主党派及其他民主团体和爱国人士进行政治协商的机关。从严格意义上讲，人民政协不是国家机关。但由于人民政协主要担负着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职能，它同国家权力机关的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可以直接左右或影响权力机关的决策与活动。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人民政协不同于人民团体。因此，人民政协各级机关中的专职工作人员，亦可以列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内。
综上所述，在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指以下几类人员：
1、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2、国家各级权力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全国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3、行政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局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管理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4、审判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5、检察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6、军队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7、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机关中专职从事公务的人员。
此外，在行政机构改革中，一些原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机关被撤销或改变体制而组成的“公司”，若靠国家行政拨款，主要担负行政管理工作的，亦应纳入国家行政机关的范围。在这些“公司”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亦应视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即准国家工作人员。
根据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规定，准国家工作人员包括以下三类：
1、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是指公司财产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及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国有企业，是指财产属于国家所有而从事生产性、经营性的企业。国有事业单位，是指国家投资兴办、管理从事科研、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单位。人民团体，是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级青、工、妇等人民群众团体。
2、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委派”，是指委任和派出。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无论其先前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只要具有合法被委派的身份，即应视为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
3、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类人员是指除上述两类人员外，其他一切依照法律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职能管辖，管理范围内从事公务的人员，如：非国家工作人员因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的合法委托而从事公务的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原本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代表，如原本是工人、农民、演艺员、运动员、专职教师、专职科技人员、个体经商户等人民代表；人民法院的陪审员、人民检察院的特邀检察员、监察部门的特邀监督员等。
司法实践中，在界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时，应当紧紧地扣住这类人员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凡具备这三个条件，且不属于刑法第93条第1款和第2款列举的前两种情形的人员，即可以纳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范围。


【作者简介】江礼华，教授、副院长，100041（北京）国家检察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