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作了具体解释。第四款规定:“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在第一款规定的条件下持卡人拒不归还的数额。不包括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第一款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该款将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排除在恶意透支的数额之外,但是对银行利息(指单利,下同)是否包括在恶意透支数额之内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在司法实务中对此存在不同理解。笔者认为,恶意透支的数额不应包括利息。
一、恶意透支的数额包括利息违背刑法的统一性
如果仅从语词的字面意义理解,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复利并不包括单利,解释排除了复利并不当然排除了单利。
《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长沙纪要)在关于金融诈骗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和犯罪数额的计算问题中讲到:“在具体认定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时,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由此可见,司法解释对诈骗犯罪的定罪数额的认定一般是根据行为人实际非法占有的数额。在信用卡诈骗犯罪中,行为人在非法占有目的支配下所实际占有的只是透支的本金,认为在透支本金的同时也实际骗取了本金上孳生的利息,并不符合客观事实。信用卡的性质是一种发卡银行提供给用户的一种先消费后还款的小额信贷支付工具,信用卡诈骗也可以理解为行为人利用领用合约这种贷款合同进行的金融诈骗。
因此,信用卡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司法解释对于具有法条竞合关系的犯罪,在定罪数额的认定上采取不同的标准显然会破坏刑法自身的协调、统一,也不符合体系解释的要求。
二、数额认定时应区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
恶意透支的本金数额是信用卡诈骗的定罪情节,发卡银行在本金基础上产生的利息损失是犯罪所造成的必然损失,损失数额属于犯罪危害后果要素,应当作为量刑情节对待。在本金基础上产生的利息是银行的合理营业收入,因恶意透支导致银行合理营业收入的损失,法律也应当给予保护。
刑法给予保护的方式应当是将此损失作为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量刑情节,在量刑时予以体现。同时,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如果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由民事法律给予保护。
三、将利息作为定罪数额不具有可操作性
根据银行信用卡章程和领用合约的规定,信用卡利息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并且利息、滞纳金、超限费按月按币种计收复利。但是在银行信用卡计算机管理系统中,通常是将两者混在一起统一以“利息”的名称出现在财务资料中(如对账单、贷记卡客户交易信息统计表等),而且无法从技术上将两者区分开,因而无法准确认定利息的数额。
在案发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退赔或者对其进行追缴时,也并不是依据本金及利息这两项的数额来进行(因为无法准确计算出利息),实际操作中,通常以截止构成犯罪的那一日银行计算机系统中记载的“本期全部应还款额”作为退赔的数额依据。
综上所述,将利息作为定罪数额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检察院)
第97/99/M号法令：核准《工业产权法律制度》
澳门
第97/99/M号法令
十二月十三日
工业产权法律制度
在当今世界，工业产权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之一项极为重要之因素。
实际上，工业产权对鼓励发明活动有着决定性贡献，这是因为科技研究须大量动用资源，只有通过工业产权制度提供之保障，才能确保为寻求新产品及新方法而作之投资获得适当之经济回报。
另一方面，工业产权也是一项有利于技术转让之因素，这是由于如果在澳门存在着保护对技术之独占权之适当制度，澳门以外之拥有技术者将更乐意作出技术转让。
同时，建立工业产权之独立制度亦可使澳门之企业受惠，因为这些企业将会日益取得大量技术资料，这是由于将澳门专利申请或外地专利延伸至本地区之申请作公布，以供公众及有兴趣之研究人员或经济参与人查阅，因而在工业产权登记或注册内之上述数据便随之逐渐累积起来。
专利所含之技术资料无疑是为新企业了解相关技术领域内之技术状况、从而为进入所必须面对之竞争日趋激烈之一体化市场作出更佳准备之一项重要因素；这些技术数据也是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更新及改造之一项依据，亦即是一项不容忽视之革新之依据，忽视这一依据将使这些企业停滞不前或落后。
商标及其它识别标记之重要性亦不容置疑：商标试图确保以生产者识别产品，这一识别意味着质量或来源之一定保证，从而建立对产品质量及特性维持不变之保障；其它识别标记则是鼓励企业之间以质量作出区分之重要因素，也构成一项保障消费者之依据。
除了以上扼要提及之属经济领域可获之益处外，尚应考虑到澳门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之一员，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内的规定，有义务在其法例内引入保护下列工业产权之适当法律机制：专利，包括植物之取得之保护；工业品之外观设计及新型；生产商标及商业商标，包括服务商标；地理标记，包括原产地名称；集成电路布局拓扑图。
但是，在澳门现行之工业产权法律框架内只存在有关商标保护之独立制度，亦即十一月六日第56/95/M号法令所建立之制度。
其它工业产权则仅受到衍生性质之保护，即须通过葡萄牙国家工业产权局对一月二十四日第16/95号法令所核准并公布于一九九五年九月四日第三十六号第一组《政府公报》内《工业产权法典》之执行，方予展开及进行上述保护。除此之外，还须注意到上述法典对半导体产品拓扑图及植物领域之生物技术发明均未作规范，从而存在 着保护上之漏洞。
因此，对于仅因葡萄牙法例之延伸而受保护之权利，为了使其相关法律规范得以本地化，也为了填补现有漏洞，从而完全履行本地区所承担之国际义务，有必要对现行之法律框架作出修订。
基于此；
经听取咨询会意见后；
总督根据《澳门组织章程》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命令制定在澳门地区具有法律效力之条文如下：
第一条
（《工业产权法律制度》之核准）
核准附于本法规公布之《工业产权法律制度》，此制度为本法规之组成部分。
第二条
（按之前法律授予之工业产权）
一、为着在澳门产生效力，按一月二十四日第16/95号法令核准之《工业产权法典》之规定授予之工业产权在本地区继续有效，但必须在该等权利存续期届满前履行相关之法定义务；上述工业产权所拥有之法律保障，不得多于本法律制度对由澳门赋予之同等或同类权利所给予之法律保障。
二、上款所指之权利不受存续期约束时，须在同样条件下确保其继续有效，直至在进行中之保护期届满为止，有关续展应在经济司（葡文缩写为DSE）办理。
第三条
（源自国家工业产权局之程序）
一、对于源自国家工业产权局之程序，经济司须促使进行尚未完成之一切必要程序，只要就有关行为所须之费用已被缴纳。
二、证实仍未缴纳所须之费用时，仅在利害关系人接到有关通知而向经济司缴纳该费用后，有关程序之进行方予确保。
三、对于因欠缴有关费用而导致之失效，经济司须依职权将失效通告公布在《政府公报》上，但仅以国家工业产权局未作出有关公布者为限。
四、在作出上款所指公布之日起计六十日内未向经济司缴纳应缴之费用时，即导致有关工业产权失效。
第四条
（关注委员会）
一、总督须设立一委员会，以跟进本法律制度在生效后之首五年内之执行情况，该委员会由法律专家、企业主及科技领域之专家组成。
二、关注委员会有权接收有关完善本法律制度之意见，并建议总督采取相应之适当措施。
第五条
（法律制度之变更）
将来就《工业产权法律制度》所涉事宜作出之变更，须成为该制度之组成部分，并应透过将所作之更改替代被修改之条文，以及作出必要之删除及附加，使有关变更置入该制度之适当位置内。
第六条
（之前法律之废止）
废止所有与《工业产权法律制度》相抵触之法例，特别是下列法规：
a）一月二十四日第16/95号法令所核准并公布于一九九五年九月四日第三十六号第一组《政府公报》内之《工业产权法典》；
b）十一月六日第56/95/M号法令；
c）十二月四日第306/95/M号训令。
第七条
（效力之产生）
本法规自《工业产权法律制度》第三十七条所指之批示公布在《政府公报》上之日起产生效力。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七日核准
命令公布
总督韦奇立
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体现在法律上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就借贷纠纷案件来说，关于举证责任，须明确以下问题：
一、债权人承担何种举证责任
在借贷纠纷案件中，原告作为债权人行使债权请求权，应该主张其请求权成立并已经届期，为此其应该向法院提供其权利发生并已经届期的法律要件事实成立的证据。由于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义务履行有先后顺序，债权人主张合同的权利的发生，其应该为两个要件事实的成立负举证责任，一个是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一个是其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义务。
二、债务人应如何举证
债务人抗辩的种类很多，其有可能对债权人所提供的证据主张证据本身有问题，这时债务人应当提供针对债权人所提交的证据的反驳证据；如果债务人主张债权人的权利受到妨害，或者受到制约，或者已经消灭，其应该就权利妨害法律要件、或者权利制约法律要件、或者权利法律要件负举证责任；当然，债务人还可以提出反证，证明债权人所主张成立。如果债务人没有上述主张，则债权人不承担举证责任。
三、时效中断的证据是否在举证时限内提交
目前法律限定了原告原告提出诉讼请求的时间，但是并没有限制被告提出抗辩的时间，虽然有司法解释规定被告在答辩期内提交书面答辩状归属于义务，但是并没有规定“答辩失权）的法律后果。如债务人在一审过程中没有主张时交问题的抗辩，时效是否超过法院不予审查，债务人的其他抗辩又不成立，于是一审法院判决债务人败诉。债务人经过咨询，发现了债权人的诉讼时效已经超过，其又以一审的证据为基础以诉讼时效超过为理由提出上诉，由于法律没有限制债务人抗辩的时间，二审法院应当对此进行审查。在审查的时候债权人主张时效曾经中断，该主张是针对任务人新主张的主张，就该主张债权人会提供证据予以支持，此时债务人往往又会以债权人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已经超过举证时限为由不予质证，法院此时若强行质证又苦于没有法律依据。目前笔者认为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将该类证据视为新证据而告知债务人对此进行质证，以平衡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此问题的由来是法律规定的缺失。因此，建议在制定证据的时候，对此予以规制。
四、邮寄送达催收通知的证据认定问题
在借款合同中，金融机构保全自己权利的方式就是对贷款及时地催收，以避免诉讼时效的中断。在催收的各种方式中，成本最低最常被金融校对机使用便是邮寄送达催收通知。但是，一旦产生纠纷而形成诉讼，债务人经常抗辩没有收到债权人邮寄送达的催收通知。或者虽然收到了，但是其邮寄的不是催收通知，而是别的文件，有的任务人还抗辩其收到的是一个空信封，信封里什么文件都没有。
对此问题笔者的观点是到达主义。到达主义就是指债权人必须证明其邮寄送达的是催收通知，并且该催收通知已经到达债务人。如果债权人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述要件事实的成立，则不构成法律上所规定的“主张权利“，也就不能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在关于邮寄催收问题上，不管是按照一般善良人的标准还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作为债权人的金融机构在促使其债权时，是应该尽到应有的注意的，不会不将催收文件装入这种情形发生的概率也极低。因此，债务人进行“空信封”可者“不是催收文件”抗辩的，举证负担应该转移到债务人。如果其没有证据证明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抗辩成立，应由债务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同理，债权人将催收文件向邮政局交寄以后，邮政局虽然也有可能出现错投、误投、漏投等现象，但是这种情形的发生与邮政局正确投递相比，概率极低。因此，如果债务人没有充足的证据予以反驳，法院应按照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到达了债务人，导致诉讼时效中断。
北安市人民法院—刘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