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2002年10月18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90号

　 《黑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已由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02年10月1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1999年12月18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黑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同时废止。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2年10月18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推行计划生育，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政府领导、部门指导、各方配合、单位管理、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采取综合措施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靠宣传教育、科学技术进步、综合服务、建立健全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主要负责人责任制。

　 第六条各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农垦、森工主管部门分别负责垦区和森工林区内的本条例实施工作，业务上接受省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七条建立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治理成员单位考核制度。公安、工商、劳动保障、财政、民政、卫生、农业等成员单位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履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职责。

　 第八条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计划生育协会以及个体劳动者协会等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九条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文明执法，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受法律保护。

　 第十条对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

　 对不履行计划生育义务、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定的组织和个人，在评选综合性先进、确定综合性奖励以及工作人员晋升职级等方面，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度。

第二章生育调节

　 第十一条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鼓励晚婚、晚育，促进优生、优育。

　 男女双方年龄均在法定婚龄三年以上初婚的为晚婚；已婚妇女达到晚婚年龄后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

　 第十二条公民依法结婚后生育第一胎以及符合本条例规定再生育的，为合法生育。

　 第十三条依法结婚的夫妻，已生育一个子女，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再生育一胎子女，但生育间隔不得少于四年：

　 （一）夫妻双方均为归国华侨或者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居民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定居的；

　 （二）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

　 （三）夫妻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只有一个女孩或者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农村居民只有一个子女的；

　 （四）经市（行署）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指定的病残儿鉴定组织鉴定，第一个子女为残疾儿，且医学上认为能够生育健康儿的；

　 （五）特殊情况经省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符合前款第（四）项规定要求再生育的，不受生育间隔的限制。

　 第十四条少数民族也应当实行计划生育。

　 夫妻双方均为全国一千万以下人口的少数民族，以及夫妻一方为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达斡尔、柯尔克孜族的，依法生育一个子女后，可以再生育一胎子女，但生育间隔不得少于四年。

　 夫妻双方均为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达斡尔、柯尔克孜族的，依法生育二个子女后，可以再生育一胎子女。

　 第十五条夫妻一方经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单位诊断患有不孕（育）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恢复生育能力的，可以生育一胎子女。

　 第十六条再婚夫妻，一方未生育子女，另一方生育一个子女或者依法生育二个子女的，可以再生育一胎子女，但生育间隔不得少于四年。

　 再婚夫妻的一方因再婚再生育过子女的，不得再生育。

　 第十七条晚育的夫妻符合本条例规定要求再生育的，不受生育间隔的限制。

　 第十八条在小城镇建设中成建制转为城镇居民的农村居民夫妻，可以在二年以内适用农村居民的生育规定。

　 第十九条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由双方申请，经所在单位及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审核后，报女方户籍所在地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

　 对再生育的申请，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条公民与外国人、无国籍人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居民结婚生育子女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收养子女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收养手续，没有收养手续而私自收养子女的，按照违法生育处理。

　 遗弃子女的，不得再生育。

　 经批准再生育，怀孕后非因医学需要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不得再生育。

　 第二十二条计划生育以避孕为主。预防和减少非意愿妊娠。不符合规定的妊娠，应当及时终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不宜生育的，不得生育。

第三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二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普及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等生殖健康科学知识，提高公民生殖健康水平，防止或者减少出生缺陷。

　 第二十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综合利用卫生资源，建立健全由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组成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改善技术服务设施和条件，提高技术服务水平。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二十六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的设立和服务范围以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的管理，按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个体医疗机构不得从事计划生育手术。

　 第二十七条公民享有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权。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应当指导公民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措施。

　 对已生育子女的夫妻，提倡选择长效避孕措施。

　 实施避孕节育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应当征得受术者本人同意并保障受术者的安全。

　 第二十八条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享受使用避孕药具，孕情、环情检查，放置、取出宫内节育器，人工终止妊娠术，输卵管结扎术，输精管结扎术以及技术常规所规定的各项医学检查，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诊治等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予以保障。具体经费来源及支付方式按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城镇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其费用除国家承担的专项经费外，按下列办法支付：

　 （一）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由职工所在单位支付；

　 （二）离开原工作单位的人员，有聘用单位的由聘用单位支付；没有聘用单位但尚未与原单位解除人事、劳动关系的，由原单位支付；没有聘用单位且已经与原单位解除人事、劳动关系的，由县级以上财政支付；

　 （三）其他人员，由县级人民政府解决。

　 前款规定的人员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其计划生育手术费用在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没有参加生育保险，但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其计划生育手术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中支付。

　 第三十条经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织鉴定，确系避孕节育措施引起的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一条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发放和管理非经营性避孕药具。

　 药品监督等部门应当加强对避孕药具零售市场的检查和监督。禁止生产经营伪劣避孕药具。

　 第三十二条实施输卵管或者输精管结扎手术后符合再生育规定的，可以实施输精管或者输卵管复通手术。

　 第三十三条严禁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第四章组织和管理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全国人口发展规划和上一级人民政府人口发展规划，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编制本行政区域的人口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负责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应当规定控制人口数量，加强母婴保健，提高人口素质的措施。

　 第三十五条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置计划生育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备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指导下，做好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咨询服务、提供统计信息、组织村（居）民参与计划生育等工作。

　 鼓励成立有关计划生育的群众组织，提高群众进行计划生育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

　 第三十六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应当实行主要负责人或者法定代表人责任制，设置计划生育机构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本单位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三十七条城镇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依托社区，实行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居民自治、社区服务的管理体制。

　 农村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作为村民自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

　 第三十八条离开原工作单位人员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有聘用单位的由聘用单位负责；没有聘用单位但尚未与原单位解除人事、劳动关系的，由原单位负责；没有聘用单位且已经与原单位解除人事、劳动关系的，由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负责。

　 个体工商业者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由其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负责。

　 城镇无工作单位人员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由其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负责。

　 第三十九条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人民政府共同负责管理，以现居住地人民政府为主。具体管理办法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民政、农业、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以及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计划生育协会等社会团体，应当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建设新型生育文化，引导公民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

　 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负有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的社会公益性宣传的义务。

　 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方式，有计划地开展国情国策和人口知识教育、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及性健康教育。

　 第四十一条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工作应当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黑龙江省统计监督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有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如实、及时提供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数字，严禁弄虚作假。

　 建立人口信息交流制度。公安、民政、劳动保障、卫生、计划生育、统计等部门应当互相提供有关数据，实行人口信息资源共享。

　 第四十二条申请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为其出具收养人生育情况证明。

　 第四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切实予以保证。逐步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投入的总体水平，计划生育事业费增长幅度应当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确保国家确定的投入目标的实现。

　 建立多渠道的筹资体制。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为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提供捐助。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贫困、边远地区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投入给予重点扶持。

　 第四十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定期对下级人民政府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的投入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克扣、挪用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

　 第四十五条对从事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应当发给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按规定解决好村（居）民委员会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报酬。

第五章奖励与社会保障

　 第四十六条职工晚婚的，增加婚假十五日，假期工资照发。

　 职工晚育的，女职工产假可以延长至一百八十日，假期工资照发，不影响聘任、工资调整、职级晋升；男职工享受护理假五至十日，特殊情况可以参照医疗单位意见适当延长，护理假期间工资照发。

　 第四十七条职工落实避孕节育措施的，按以下规定休假，休假期间工资照发，不影响聘任、职级晋升及原有福利待遇和全勤评奖：

　 （一）放置、取出宫内节育器的，休假二日，七日内不安排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

　 （二）结扎输精管、输卵管的，休假二十日；

　 （三）终止妊娠的，根据不同情况休假十五至四十日；

　 （四）落实其他避孕节育措施的，可以根据有关规定或者医师意见休假。

　 第四十八条农村居民晚婚、晚育和落实避孕节育措施的，应当给予奖励和照顾，具体办法由县级人民政府规定。

　 第四十九条依法生育一个子女后自愿不再生育的夫妻，由双方申请，经所在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审核，报女方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批准，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享受以下优待：

　 （一）从领证之月起至子女满十八周岁止，每月发给不低于十元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或者给予相应待遇；

　 （二）在社会救济、扶贫、以工代赈、生产资料供应、技术培训等方面优先照顾；

　 （三）农村安排宅基地优先照顾。

　 第五十条符合再生育条件而自愿不生育的夫妻，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经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核，除享受独生子女家庭优待外，一次性发给不低于三百元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或者给予相应待遇。

　 第五十一条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按规定退休时享受以下优待：

　 （一）未实行养老保险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各加发退休费标准百分之五的退休金；

　 （二）企业和实行养老保险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2000年2月1日前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在本条例实施后退休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不低于三千元的一次性补助；2000年2月1日及以后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由所在单位在领证时为其一次性办理相当于本人一个月工资额的独生子女父母补充养老保险。

　 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职工，在独生子女死亡后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除享受前款规定的奖励外，退休时由所在单位给予不低于五千元的一次性补助；其他人员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适当帮助。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在农村逐步建立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及其他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五十二条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按下列规定支付：

　 （一）夫妻双方为职工的，由双方所在单位各承担百分之五十；

　 （二）一方为职工，另一方无工作单位，或者丧偶的，由职工所在单位全部承担；

　 （三）城镇其他人员，由户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解决；

　 （四）离开原工作单位的人员，有聘用单位的由聘用单位承担；没有聘用单位但尚未与原单位解除人事、劳动关系的，由原单位承担；没有聘用单位且已经与原单位解除人事、劳动关系的，按照第（二）项和第（三）项之规定处理；

　 （五）农村居民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承担。

　 第五十三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补助费、补充养老保险资金，按现行经费开支渠道列支。

　 第五十四条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再生育子女的，应当交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不再享受对独生子女父母的优待和奖励，并退回已领取的奖励费。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城镇居民按下列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

　 （一）生育第一胎的，缴纳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社会抚养费；

　 （二）生育第二胎的，缴纳三万元以上六万元以下社会抚养费；

　 （三）生育第三胎及其以上的，缴纳六万元以上十二万元以下社会抚养费。

　 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农村居民按下列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

　 （一）生育第一胎的，缴纳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社会抚养费；

　 （二）生育第二胎的，缴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社会抚养费；

　 （三）生育第三胎及其以上的，缴纳三万元以上六万元以下社会抚养费。

　 第五十七条有配偶者与他人生育的，城镇居民缴纳十二万元社会抚养费；农村居民缴纳六万元社会抚养费。

　 第五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一方为农村居民，另一方为城镇居民，按照城镇居民的征收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五十九条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其他再生育条件，但未经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而再生育的，缴纳一千元社会抚养费；未达到间隔期生育的，缴纳三千元社会抚养费。

　 第六十条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具体征收办法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对当事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社会抚养费的，自欠费之日起每月加收欠缴社会抚养费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对仍不缴纳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六十一条职工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对男女双方所在单位分别给予五千元的罚款。

　 单位应当对违法生育的职工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

　 （二）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

　 （三）实施假节育手术、进行假医学鉴定、出具假计划生育证明的。

　 第六十三条伪造、变造、买卖计划生育证明，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计划生育证明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取消其证明；出具证明的单位有过错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四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或者其他合法权益的；

　 （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三）索取、收受贿赂的；

　 （四）截留、克扣、挪用、贪污计划生育经费或者社会抚养费的；

　 （五）虚报、瞒报、伪造、篡改或者拒报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数据的。

　 第六十五条干涉他人实行计划生育、包庇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人员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给予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由所在单位给予记过以上行政处分。

　 第六十六条对不履行计划生育工作职责的相关部门、单位和人员，由当地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七条拒绝、阻碍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所在单位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实施计划生育管理过程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章附则

　 第六十九条本条例所称农村居民是指户籍所在地在乡村的人员。本条例规定的生育子女数是指男女双方生育、送养和收养子女的存活数。

　 第七十条本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1999年12月18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黑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同时废止。

　 本条例施行前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行为，尚未处理完毕的，按照当时规定执行；尚未处理的，按照本条例执行。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更优权利条款”
———1958年《纽约公约》评析

黄亚英＊
【本文发表于《法学杂志》2000年第2期】


1958年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持下制定和通过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⑴(通常简称为1958年《纽约公约》)。截止1998年6月10日该公约40周年纪念日之际已有118个国家成为缔约国。⑵《纽约公约》已成为仲裁领域最重要的公约并被誉为当今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corner stone)。⑶
由于许多缔约国除参加该公约外，还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有些缔约国同时还签订了涉及这一事项的其它双边或多边条约，因此在《纽约公约》的具体适用中便存在着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如何处理《纽约公约》与国内法以及其它条约的关系。对此公约在其第7条(1)款中规定：“本公约之规定不影响缔约国间所订立的关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多边或双边协定的效力，也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⑷上述第7条(1)款2项(加着重号的文字)说明当事人在向《纽约公约》缔约国申请承认和执行某一公约范围内的仲裁裁决时，既可选择公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可选择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有关国内立法或该国缔结的有关其它条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就是说，“第7条(1)款2项的规定给了当事人一项自主权利，即他可以援引关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双边或其它多边条约的规定申请执行某一仲裁裁决，从而不再以《纽约公约》作为申请执行的依据。”⑸研究《纽约公约》的著名专家皮特·桑德斯教授在解释公约上述条文时也曾指出；“公约进一步阐明了该公约将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换言之，如果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境内有效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提供了比《纽约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的权利(more favourable right)，则申请执行裁决的一方便可援引和利用该项更为有利和优惠的规定并以此取代公约的相关规定。”⑹故此，公约第7条(1)款第2项的规定被称为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more-favourable-right-provision)。⑺
“更优权利条款”在处理公约与国内立法和其它条约关系方面有面有着重要意义。⑻例如，在某一国家申请承认和执行一项外国仲裁裁决时，该国既参加了《纽约公约》，同时又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如果该裁决未满足公约要求的执行条件，则当事人仍可适用被请求国的其它立法使该裁决得以执行。否则，如果排他性地单独适用公约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那些不完全符合公约承认和执行条件的裁决将会被搁置。所以，“更优权利条款”是公约积极促进和支持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目标的又一具体体现，“它为无法适用纽约公约进行执行的案件开辟了新的执行依据。”⑼
关于公约中制定该条款的目的，德国科隆上诉法院曾在判例中作了如下的准确论述：“这一规定的理由在于避免剥夺当事人依据被请求国国内法律中更为优越有利的条件去请求执行其裁决。”⑽
从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有些国家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确比公约中的某些规定更有利于裁决的执行。例如，《纽约公约》第5条(1)款(甲)项明确将仲裁协议的无效直接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的理由之一。相反，按照德国法律，如果仲裁协议的无效可以在裁决作出国通过撤销裁决的诉讼加以救济的话，则仲裁协议的无效不能成为在德国境内拒绝执行裁决的理由。⑾也就是说，从德国法中专门规定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理由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来看，未将仲裁协议的无效作为拒绝执行的一项直接理由。在此情况下，当事人只能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向裁决作出国申请撤销该裁决，然后再以第1044条认可的裁决已被撤销这一理由要求拒绝执行裁决。这一点说明德国法与公约是不同的，它表明了德国法的规定比公约第5条(1)款(甲)项更有利于外国裁决在德国的执行。德国最高法院曾经有一个案子涉及到执行一项在南斯拉夫作出的裁决。本案中住所在德国的被告反对在德国境内执行该裁决。其反对理由是本案的仲裁协议仅被记载于双方中介人的笔记中，因而不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是无效的。德国最高法院则驳回了被告的主张。法院认为，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44条，⑿除非外国裁决依其应适用的仲裁法(本案即南斯拉夫仲裁法)尚不具有法律效力，否则应在德国得到执行。同时南斯拉夫仲裁法规定，一项仲裁裁决作出后的30天内，当事人可以仲裁协议无效理由申请法院撤销该裁决。由于本案被告未向南斯拉夫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所以该裁决按决定其效力的南斯拉夫法律已经生效，故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在德国法院是不能接受的。⒀法国最高法院关于“Norsolor V．Pabalk”一案的判决则是适用公约“更优权利条款”的又一典型案例。⒁本案仲裁庭是按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在维也纳设立的。仲裁庭认为自己无法选择某一合适的国内法适用于解决案件的实体争议，因而决定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International Lex mercatoria)并强调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由于仲裁案的被告一方败诉，因此被告向该裁决作出地的维也纳上诉法院诉请撤销该裁决。维也纳上诉法院认为本案仲裁庭未能很好地履行职责，无视国内法的选择适用而去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同时法院还认为国际商人习惯法是“其有效性值得怀疑的世界法”。因此该法院撤销了部分裁决。然而上述仲裁案中胜诉的原告则针对已被奥地利维也纳法院撤销的部分裁决向法国法院申请执行。如何对待原告的执行申请成为法国法院面临的棘手问题。按照法国和奥地利均已参加的《纽约公约》第5条(1)款(戊)项规定，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申请可因该裁决已在作出国被有关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而加以拒绝。但是法国国内法在原则上未将“裁决被作出地国的法院撤销或停止执行”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⒂最后，法国法院依照《纽约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批准了原告的执行申请。除法国和德国外，荷兰国内法律关于承认和执行境外仲裁裁决的条件也比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例如，《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76条(2)款规定，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不应构成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如果援引该无效理由的一方当事人已参加了仲裁程序并且在提出答辩以前，没有以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为由提出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⒃而《纽约公约》则没有出现类似于荷兰这样的规定。1994年12月荷兰鹿特丹的地区法院在“Isaac Glecer V．Moses lsrael Glecer”一案中涉及到承认和执行一项由以色列作出的仲裁裁决。⒄该案成为荷兰法院依据公约“更优权利条款”适用荷兰上述国内立法条文的很好事例。
通过对“更优权利条款”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公约该条款的存在和适用会给申请执行裁决案件中的被告造成预想不到的被动局面。例如，原告向德国法院申请执行一项针对德国被告的外国裁决，而作出该裁决所依据的仲裁协议按照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律可能属于无效协议。但该被告未向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院(或其它主管机关)提起申请撤销该裁决的诉讼，而是期望着将来原告一旦在德国申请执行该裁决时援引公约第5条(1)款(甲)项规定，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拒绝执行该裁决。被告的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原告不依公约而依“更优权利条款”援引对其更为有利的德国国内法申请执行该裁决时，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将不被法院所接受。而此时如果被告再向裁决作出国去申请撤销裁决，可能申请撤销的法定时限已过。⒅故对在仲裁中败诉并在象德国、法国、荷兰这样的国家拥有住所或财产的当事人来说一定要警惕对方当事人对“更优权利条款”的引用。
在研究“更优权利条款”时还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从公约第7条(1)款的文字表述来看，“任何利害关系人”都不能被剥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这里的“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了两个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有权引用“更优权利条款”。也就是说是否只有申请执行的一方才能在公约和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之间进行选择适用?还是被申请人也有选择适用的权利?如果允许被申请人选择的话，他肯定会挑选可能导致拒绝执行的规定，那就意味着公约允许选择适用更便于阻碍裁决执行的法律或条约规定。⒆所以，尽管公约用语中的“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广义的，但它只能对申请执行方有意义。例如，对一些按《纽约公约》规定可以执行的裁决，如果改用某些国家的国内法则可能被拒绝执行。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内法比公约规定的可执行条件更加苛刻和烦琐。⒇如果被申请人可以援引对其有利的国内法，则意味着这类裁决将得不到执行。这种结果的出现不仅与公约促进和支持裁决的执行这一宗旨相背离，而且也与前述的“更优权利条款”本身的目的(即使尽可能多的裁决得到执行)相抵触。著名专家A·范登伯格教授曾分析指出：“公约第7条(1)款事实上阐述了两项不同的权利。第一项权利是指当事人享受仲裁裁决利益的权利；第二项权利是选择更有利和更优惠的执行依据的权利(即更优权利条款)。而公约第7条(1)款实际上只将上述第二项权利赋予了拥有第一项权利的人。从原则上讲，拥有第一项权利即享受裁决本身利益的人只能是申请执行方；被申请人按裁决本身规定主要是履行义务而不享受权益(即未拥有第一项权利)。因此，从逻辑上讲，更优权利条款也只能由申请执行方引用”。（21）除学者们的观点外，将“任何利害关系人”限定为申请执行方的这一解释实际上也已得到实践的支持。一方面法院在现有案例中均认为申请执行方可依“更优权利条款”自由选择更加有利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另一方面目前尚没有一个关于法院支持被申请人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去自由选择国内法的案例。总之，根据上述的分析，申请执行方可选择公约以外更有利于裁决执行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只能服从这一选择，他不能辩称由于公约对他更有利而主张适用公约。由“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除了申请执行方要求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外，受理执行申请的法院能否自行主动适用这一条款。对此法国最高法院在前述的“Norsolor V．Pabalk”一案中作了肯定的回答。（22）
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方面，“更优权利条款”的产生还开创了国际条约与缔约国国内法相互关系中的新规则，即公约的规定并不具有超越执行地国国内法的效力。曾经有一家德国上诉法院在执行一项由罗马尼亚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时认为，《纽约公约》的效力优于德国国内法中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规定。德国最高法院则纠正了上诉法院的这种观点。德国最高法院指出，由于公约第7条(1)款中包含了最优惠待遇原则(The rule of most favourable treatment)，该原则允许申请执行方选择以执行地国国内法为依据执行其裁决，因此《纽约公约》不具有排除适用德国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优越地位。（23）
从中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除参加了《纽约公约》外，我国国内立法中没有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专门规定。（24）因此，凡在中国以外的其它《纽约公约》缔约国境内作出的裁决，当事人申请中国法院执行时尚无法援用“更优权利条款”。但是，对我国涉外仲裁机构和按《仲裁法》重新组建的其它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如果一方当事人向缔结了《纽约公约》的外国法院申请执行该裁决时，则双方均应十分关注“更优权利条款”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利弊。另外，对在外国作出的涉及我国当事人的仲裁裁决，如果该裁决在其作出国和中国以外的公约缔约国申请执行时，同样可能面临着“更优权利条款”的适用问题。由此可见，对“更优权利条款”的研究掌握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注释
＊西北政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吉林大学国际法学士（1985）、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1988）。


1、 该公约的正式中文本载于《联合国条约集》第330卷(1959年)，第50—54页。我国于1986年成为该公约缔约国。
2、 Vivienne M．Ashman，New York Convention and China's One Country，Two Systems，New York Law Journal，1998。
3、Albert Jan van den Berg，The New York Arbitration Convention of 1958（K1uwer，1981），at P．1。
4、为使该条款的文字表述和理解更加准确，此处摘录公约英文本的相应条文以便参考：“Article VII(1)：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sent Convention shall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of multilateral or bilateral agreements concerning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entered into by the Contracting states nor deprive any interested party of any right he may have to avail himself of an arbitral award in the manner and to the extent allowed by the law or the treaties of the Country where such award is sought to be relied upon．”
5、Albert Jan van den Berg，New York Convention of l958 consolidated commentary，Yearbook Commercial．Arb'n XXI (1996)，P．513．
6、Pieter Sanders，Commentary，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Ⅱ(1977)，P．255 at P．263．
7、同注（5），at P．81．
8、限于篇幅原因，本文仅从公约与国内立法的关系角度去分析“更优权利条款”。
9、同注（5）。
10、Pieter Sanders, Court Decisions on New York Convention 1958 ，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Ⅲ（1978）.
11、同注（5），at PP．514--515．
12、该条款的中文译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13、同注（3），at P．89．
14、有关本案情况的介绍参见Alan Redfern and Martin Hunter，Law and Practice of Int'l commercial Arb．，2th Edition，Sweet & Maxwell 1991，at P．470．
15、法国国内法关于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主要规定在《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502条之中。该条的中文本参见程德钧、王生长主编《涉外仲裁与法律》(第二辑)，第36页。
16、该条款的中文译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页。
17、该案的详细案情可参见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1．XXI(1996)，at PP．635－637.
18、同注（3），at P．83．
19、同注（5），at P．514．
20、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341和1342条要求对出现在格式或标准合同中的仲裁条款须经书面形式的特别批准。这一规定比《纽约公约》第2条(2)款的要求更为严格。
21、同注（3），at P．85．
22、See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X1 pp．484--491．
23、See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Ⅱ(1977)，P．242．
24、关于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我国仅在《民事诉讼法》第269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