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务受贿罪刑罚种类之完善

张连华
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院 上海市 200042


内容提要：刑罚是刑法中相当重要的环节，其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刑法的适用效果。本文认为，公务受贿罪的刑罚种类应当予以适当增补和限制，同时结合各种影响该罪法定刑的情节进行量刑。
关键词：公务受贿罪 刑罚 量刑 法定刑
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公务受贿罪依照第383条贪污罪的规定处罚。该规定虽然为司法机关准确打击此类犯罪提供了规范性标准,但是我们认为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本文着重分析公务受贿罪的法定刑，探讨如何完善的问题。
一、公务受贿罪法定刑之立法规定
法定刑，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适用于具体犯罪的刑法种类和幅度。它是司法机关对刑事被告人判刑的法律依据，也是刑罚适用的公正性的基本保证。[1]从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至今关于公务受贿罪法定刑有如下规定:
（一）1979年刑法分则第八章渎职罪
第185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赃款、赃物没收，公款、公物追还。
犯前款罪，致使国家或者公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下称1982年决定）第2条：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赂的，比照1979年刑法贪污罪论处；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三）198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决定》（下称1988年补充决定）第5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贪污罪规定处罚。即:
〈1〉个人受贿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2〉个人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3〉个人受贿数额在二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受贿数额在二千元以上不满五千元，犯罪后自首、立功或者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4〉个人受贿数额不满二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受贿数额不满一万元，使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使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索贿的从重处罚。
（四）1997年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关于公务受贿罪法定刑的规定，只是对1988年补充决定的“个人数额”由“五万元”、“一万元”、“二千元”分别修改为“十万元”、“五万元”、“五千元”；并增加了“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按照累计数额处罚”，其余并无多大差异。
二、公务受贿罪刑罚种类及完善
从以上立法规定来看，目前我国公务受贿罪的刑种包括：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四种主刑和没收财产一种附加刑，剥夺自由刑和生命刑适用广泛，财产刑和资格刑适用狭窄。
作者认为，该罪刑种的规定与其他一些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显著成效的国家地区相比有着明显的不足。以亚洲的新加坡、香港地区为例。新加坡刑法对公务受贿罪设置了较轻的刑罚：一般为七年以下监禁或者单处、并处罚金。香港1971年《防止贿赂条例》确立了层次清晰的刑罚种类：财产刑——高额罚金，资格刑——10年内丧失任职资格等，绝对确定的自由刑——1、3、7、10年有期徒刑。但这两国都能较好地遏制公务受贿行为，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根据大量调查表明，对公务受贿罪犯罪人而言，并不在于判多少年自由刑或者死刑，而在于进入司法程序的可能性大小，他们对判刑可能性的关注远远胜于轻重的关注。[2]这是一个犯罪侦察和防范的问题，在此不作赘述。就立法而言,存在的问题不是公务受贿罪的罚则过轻,而是该罪法定刑设置的不合理。这其中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根据公务受贿罪的性质、特点，确定适当的刑罚种类问题。我国目前出现“重而不严、法不责众”的现象，立法、司法机关过于相信死刑、无期徒刑的威慑力，不仅未能对公务受贿罪进行有效控制，还招致了国际上对“人权”、“死刑”等方面的批评，影响了我国法律的形象。如何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呢？我们认为，可从三方面着手。
（一）、增加财产刑的适用。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金钱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凸现，反映在法律制度中，要求立法者在刑种规定上重视罚金刑起到预防遏制犯罪的作用。根据大量调查统计表明，公务受贿罪大多表现为以权谋私利，1997年刑法也将其规定为“索取或收受财物”的行为，因此说它是一种贪利型犯罪不为过。立法上增加财产刑的适用，加重经济处罚，可谓罚当其罪，较好地提高了行为人预期的犯罪刑罚成本。就目前设立的两种财产刑而言，应为公务受贿罪增设不同规格的罚金刑，同时限制没收财产刑的适用。
从对现代中外公务受贿罪立法比较来看，绝大多数国家首先考虑的是罚金刑，香港1971年《防止贿赂条例》对公务受贿罪规定了10万元罚金（依简易程序定罪）或30万元罚金（依公诉程序定罪）两档；台湾地区规定5000元以下（普通公务受贿罪）或1万元以下（违背职务的公务受贿罪）两种罚金；泰国、巴基斯坦、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有罚金刑的规定。[3]罚金刑已是一种业经公认、行之有效的刑罚方法，这也是由公务受贿罪的性质和情节所决定的。近几年来很多犯罪嫌疑人产生了“拼坐几年牢、捞取万贯财”的主导思想，而罚金刑对这种贪利观念正是有利的打击。同时罚金刑可根据社会危害性大小、主观恶性程度轻重进行分割判处，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效果。罚金刑还具有经济性、误判易纠性，由于执行简便，相较其他刑罚而言投入最小，并且因为不对犯罪人进行关押，可避免犯罪人的交叉感染和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
基于以上有利之处，对公务受贿罪的法定刑应增设罚金刑作为附加刑，罚金数额可参照一般财产型犯罪（如盗窃罪）而有所增加。同时对受贿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及数额不满五千元但情节较重的，可增加规定选科罚金刑，即由法官对自由刑和罚金刑择一适用，不可同时适用；对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情节严重的，可增加规定得并科或可并科罚金刑。还应当增加罚金的相关执行制度如延期交纳制度、易科制度等，规定犯罪人交纳罚金时必须说明来源，犯罪人如不在指定期限内缴纳罚金的，由短期自由刑替代等。
当然要真正达到罚金对公务受贿罪的遏制，还必须防止司法中的两个误区。首先必须防止以罚代刑和株连无辜。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应当判处主刑（自由刑）的，以罚金、没收财产代替，应当判处刑罚的，以行政处罚（罚款）、行政处分代替，导致判决刑过低，公务受贿罪逐年上升，民众对此极其不满。同时在一些案件中大多是家属为犯罪人负担退赃退赔、罚金，一方面使未犯罪的家属受到实际的损失，有悖罪责自负的刑罚原则，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不同经济状况的犯罪人的实际不公。其次应防止将追征追缴与罚金刑相混淆或者在判处罚金时考虑犯罪人的支付能力。我国司法实践中常常将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赃款赃物没收征缴与罚金刑的执行相混。赃款赃物没收征缴是刑事诉讼中的必然措施；而罚金刑则是判决确定的刑罚，它是防止犯罪人在经济上占便宜或助长其隐匿财物的有效方法，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在判决是有时司法机关会考虑犯罪人的实际支付能力，并认为这是从公平、正义角度出发的。实际上这种做法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人所犯罪行和刑事责任相适应，立法上也规定罚金数额由犯罪情节所决定，犯罪人的实际支付能力是刑罚执行时应考虑的问题。
作为财产刑的另一种——没收财产刑，对于公务受贿罪而言应减少适用并严格执行。由于没收财产刑是将犯罪人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它比罚金刑要严厉的多。而且要认定和分割犯罪人的个人财产较为困难，很难执行。同时它还剥夺了犯罪人重新社会化的基本生活条件，不利于感化教育和预防其重新犯罪。因此应减少其适用，建议只有针对主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才能适用没收财产刑。在执行时防止“罪责株连”，必须严格区分犯罪人个人财产，并且注意保留犯罪人及其抚养的家属必需的生活费用，体现刑罚人道主义精神。
（二）、增设资格刑刑种，丰富资格刑内涵。
从公务受贿罪的性质和客体看有两种观点，罗马法认为公务受贿罪侵犯了职务的不可收买性的法益，损害国家权威和公务的威信；日耳曼法则认为破坏的是职务的不可侵犯性的法益，损害公务的公正性。[4]这两种观点都认为公务受贿罪侵犯的是职务或公务行为。从我国刑法发展来看，1979年刑法将其归入渎职罪一章，1982年决定认定其为破坏经济的犯罪，至1997年刑法修订时将1988年补充决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起草的反贪污贿赂法合并为刑法的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公务受贿罪的本质和客体是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公务活动的廉洁性。[5]从这些变化分析，资格刑的适用更能体现刑罚的效用。
资格刑一般是指剥夺犯罪人享有或行使一定权利资格的刑罚，主要包括：剥夺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剥夺担任一定职务的权利如剥夺公职、名誉权、从事特定行为的权利等等。被誉为东方法制史枢纽的唐律为了强化惩治效果，突出了公务受贿罪法定刑的层次性，设置了除名（官爵悉除，课役从本色，六载之后听叙依出身法）、免官（免爵，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叙）两种资格刑。[6]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在公务受贿罪中规定了资格刑，尤以剥夺公职为多，如英国、香港地区等。应该说资格刑的适用，剥夺或限制了行为人再犯公务受贿罪的能力，这一独特功能是其他刑罚无法比拟的，同时它维护了国家的威信，纯洁了公职人员的队伍，修补了被侵害的法益。因此我国可在借鉴史律和他国法律基础上，增设资格刑作为公务受贿罪的刑罚。就我国目前规定的资格刑来看，称为剥夺政治权利，内容包括剥夺政治权利和担任一定职务的权利，但在立法司法上带有明显的政治否定评价，不利于发挥该刑罚方法的功效，易造成犯罪人无法回归社会，不利于教化。因此在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时应注意淡化其政治色彩，并增加适当规定。如政治权利和担任职务权利分立，可单独适用，不存在连带关系；又如剥夺主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人的荣誉权。同时应完善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制度，如监督考察制度、复权制度等。
（三）、顺应轻刑化发展趋势，废除死刑的适用。
总的来说，刑种的运用一方面应体现我国对公务受贿罪的从严打击，另一方面也应符合世界刑罚的发展趋势。死刑作为一个刑种，其存废已争论了两百多年，就我国国内而言达成共识的是：目前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应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就公务受贿罪一罪而言应当说具备了废除死刑的基本条件。
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已经加入了联合国人权两公约，死刑的限制和废除是一项不容忽视的义务；同时规定公务受贿罪可适用死刑的也仅我国、俄罗斯、泰国等极少数国家。从国内观点来看，学者大多认为对于公务受贿罪这种贪利型犯罪而言废除死刑是合乎理性的。重刑尤其是死刑并不能当然地遏制犯罪已是公认的事实。“惩罚的警戒作用绝不是看刑罚的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重要的不是严惩罪行，而是使所有的罪案都真相大白。”[7]从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刑法来看，遏制公务受贿罪并非依靠重刑（最高刑都为七年监禁），而是设置了完备严密的法网，防止犯罪人规避法律；设置了罚金刑等财产刑，提高了犯罪人的刑罚成本，达到较好的犯罪预防效果。
三、公务受贿罪的数额与情节
我国一直以来对犯罪数额有着相当的迷信，数额中心论的观点甚嚣尘上，认为定罪量刑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犯罪数额。立法上处处可见以犯罪数额来确定法定刑幅度，司法中也以犯罪数额决定罪和刑。以1997年刑法关于公务受贿罪的规定来看，按照受贿数额氛围四个档次，分别确立了不同的刑罚幅度；司法实践中更是唯数额为上。[8]应当说受贿数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它仅仅是确定刑罚幅度和量刑的一个因素，它既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也不应当置之不理。
刑法的规定显示，公务受贿罪侵犯的法益主要为公务的廉洁性，刑罚幅度的确立应主要基于对公务及廉洁性的侵害程度，以是否违背职务及实施了违背职务的行为等规定不同的法定刑，既达到立法上维护公务活动公正廉洁性的意愿，也便于司法操作。而且从该罪的发展来看，贿赂的范围已由财物等物质性利益扩大到非物质性利益，如果一味强调数额，则无法对收受非物质性利益的受贿行为定罪处罚。
同时数额还具有难以确定的情况，由于公务受贿罪的隐蔽性，司法过程中证据往往难以收集，大量隐案、黑数也日益凸现。数额中心论使侦察人员疲于搜集该方面的证据，实践中出现大量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案件，甚至有“坦白从严、抗拒从宽”之怪现象。随着经济发展、物价上涨，固定的数额规定无法反映价格上涨等因素，造成了刑罚实际上逐年加重。如果以数额作为决定性因素，那么数额在立法司法上需要不断地修改，以适应经济的发展，这显然有悖于刑法的相对稳定性。
因此本文认为，在定罪量刑上，数额仅是所有综合考虑情节中的一种，其他情节应受到同等重视。司法解释中应根据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确定影响量刑的相关情节。可包括以下情节：
1、受贿后是否使国家、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分为较重、严重、特别严重三档。
这在1979年刑法和1988年补充决定中都有体现。但当“为他人谋取利益”等构成它罪实行数罪并罚或依牵连犯从一重罪论处时则不能再将其视为遭受重大损失情节。
2、受贿的目的、动机、认罪态度，受贿次数、持续时间等如一年受贿两次以上或发生在战争、灾难期间等。
3、受贿是否乘人之危，是否索取或变相逼取贿赂（利用权势等），是否收受或索取外商财物、造成严重社会政治后果等。
4、应区分一般公务人员与特殊公务人员的受贿。我国古代唐律中就有规定“监临、势要受贿从重”。日本刑法对司法人员、领导人受贿处罚重于一般公务人员。[9]针对我国目前一些经济管理部门和司法执法部门受贿犯罪严重，社会影响也更为恶劣，应规定特殊部门和领导人员受贿处罚重于一般部门和普通公务人员。
5、区分受财枉法与受财不枉法。即立法上规定的仅为收受贿赂不违背职务的公务受贿罪处罚，司法上对违背职务的行为作为从重情节。若收受贿赂后作出违背职务行为又构成其他犯罪的，则一般依牵连犯理论按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量刑。
6、关于第386条“索贿的从重处罚”之规定。索取贿赂比收受贿赂处罚从重，这为大多数国家刑法所认可，本无不妥，应该说是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但我们试从第385条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分析，“……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索贿”与“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利”相同地构成受贿罪要素。因此比“收贿”行为严重的“索贿”行为已经作为单独的犯罪构成要素，不需“为他人谋利”的辅助，已经体现了对“索贿”的从严治罪。但在量刑时却又重复规定索贿从重，违背刑法禁止对同一行为重复进行评价和罪刑均衡的精神。即在某种严重情节已作为构成要素评价时，不能再作为从重量刑的根据。[10]对此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规定：不设置“为他人谋利”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索取贿赂作为一般受贿罪（收受贿赂）的从重量刑情节或者单独规定其构成加重受贿罪，处罚较一般受贿罪重即可。
四、公务受贿罪的立法建议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号


（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01年6月29日通过，自2001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第三条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法律和法规，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第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不得侵占村级集体财产。
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办理乡（镇）人民政府依法委托的有关事项。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为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并对委托的事项依法承担责任。
第五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教育村民履行纳税、服兵役、实行计划生育等法律规定的义务，督促村民遵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二）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管理村级财务，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三）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四）实施本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年度计划，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反对封建迷信和其他社会丑恶现象，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五）调解民间纠纷，促进村民团结，协助人民政府维护村民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治安；
（六）召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执行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决议；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并附村的集体资产处置意见，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条 村民委员会的组成和选举，依照《江苏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执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
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在换届选举前，按照规定对本届村级财务进行一次审查。村民委员会主任、分管财务的村民委员会成员离任前，应当进行一次财务审查。审查结果应当及时公布。
第八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办事公道，作风民主，廉洁奉公，热心为村民服务。
第九条 村民委员会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经济建设等委员会。下属委员会成员可以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兼任。人口少的村的村民委员会可以不设下属委员会，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分工负责有关工作。
第十条 村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村的规模、村民的居住状况、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分设若干村民小组。村民小组在村民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村民小组组长由本村民小组会议推选产生，与村民委员会任期相同，可以连选连任。推选或者更换村民小组组长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
第十一条 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
村民会议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每年一般召开一次。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提议，应当召开村民会议。
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村民会议可以邀请驻本村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组织代表列席。
第十二条 村民会议行使下列职权：
（一）依照法律、法规规定选举、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
（二）听取并审议村民委员会工作报告、村财务收支情况报告，评议村民委员会成员工作；
（三）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四）制定、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
（五）撤销或者改变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六）讨论决定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属于村民会议行使的其他职权。
第十三条 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设立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会议可以根据需要，授予村民代表会议行使村民会议的职权，但下列职权除外：
（一）选举、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
（二）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
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小组组长共同组成村民代表会议。
村民代表由村民按照每十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者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村民代表的撤换由原推选户的村民或者村民小组民主讨论决定，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代表。
第十四条 村民代表应当遵纪守法，廉洁正派，关心集体，联系群众，按时参加会议，反映村民意志，协助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
第十五条 村民代表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根据实际需要或者有三分之一以上村民代表会议成员提议，可以临时召集村民代表会议。
村民委员会应当在村民代表会议召开三天前公布会议议程，并书面通知村民代表。村民代表应当在会前就有关事项广泛征求村民的意见和建议。
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参加。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决议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决议不得与村民会议的决定、决议相抵触。村民代表会议不得撤销或者改变村民会议的决定、决议。
第十六条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讨论决定的事项，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得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应当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七条 村内兴办公益事业所需筹资筹劳，实行一事一议，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三分之二以上到会人员讨论通过，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每年村内筹资筹劳的额度不得超过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
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依照前款规定讨论通过的筹资筹劳事项，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村民应当履行，特殊困难户按照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予以减免。
第十八条 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
村民委员会应当设立村务公开栏，及时公布下列事项，接受村民的监督：
（一）村财务收支情况；
（二）水、电等费用收缴情况；
（三）土地征用、宅基地使用情况；
（四）村集体农用土地的承包经营、集体建设用地的有偿使用、集体企业的承包及租赁、集体财产的租赁；
（五）优抚、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情况；
（六）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及目标的落实情况；
（七）本村享受误工补贴人员的年度工作目标执行情况及补贴标准；
（八）涉及本村村民利益和村民普遍关心的事项及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认为应当公开的其他事项。
村民委员会应当保证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并接受村民的查询。
第十九条 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应当推选五至七名村民组成民主理财小组，民主理财小组向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情况。
民主理财小组负责监督、清理、核查村级财务和本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财务审查。
负责本村财务审批、管理的人员和村民委员会其他成员不得担任民主理财小组的成员。
第二十条 村民委员会决定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村民委员会进行工作，应当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不同意见，坚持说服教育，不得强迫命令，不得打击报复。
村民委员会应当接受村民依法对本村村务公开、财务管理等事项进行监督。
第二十一条 村民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依法履行应尽的义务。
第二十二条 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制定和实施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培训计划，并解决所需经费。每届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在任期内至少应当培训一次。
第二十三条 村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开应当公开的事项或者公开的事项不真实的，不执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决议的，擅自决定应当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的，村民有权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反映、举报，有关政府机关应当及时调查核实，责令改正；经查证确有违法行为的，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本办法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日常工作由民政部门承担。
第二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本办法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保障村民依法行使自治权利。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1年8月1日起施行。1994年6月25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办法》同时废止。


2001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