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人民政府


日照市人民政府令

第 81 号



《日照市海洋渔业船舶管理办法》已经2013年7月17日市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予发布，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李同道
2013年7月25日



日照市海洋渔业船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管理，保障渔业船舶所有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渔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船籍港为本市港口的海洋渔业船舶及其他进出本市沿海水域和渔港的渔业船舶。
休闲渔业船舶管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沿海各区政府和管委应当加强对海洋渔业船舶管理工作的领导，落实安全监管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
第四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渔业船舶实施具体监督管理。
公安边防、海警、海事等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相互配合，做好渔业船舶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渔业船舶经营者全面负责渔业船舶的安全生产；船长直接负责渔业船舶的安全生产。
第六条 沿海各级人民政府、管委及村民自治组织应当鼓励和积极引导渔业船舶经营者加入渔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逐步将从事渔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纳入渔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管理和服务，降低安全隐患。
第七条 新建、更新改造捕捞渔船时，应当依法办理《山东省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新建、更新改造养殖渔船时，应当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和《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并按1.4千瓦/公顷功率匹配申报批准。
船舶所有人新建、更新改造渔业船舶后，应当报所在地公安边防部门备案。
第八条 从事渔业船舶制造、改造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批准的设计图纸、技术文件及其他有关证明材料制造、改造渔业船舶，并遵守国家渔业船舶技术规则。
渔业船舶修造企业应当建立规范的渔业船舶制造、维修台账，不得修理、存放无船名、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渔业船舶。
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应当定期对渔业船舶修造企业进行巡查。
第九条 渔业船舶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申报法定检验，办理登记，申请船名，并取得渔业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船舶检验证书》，渔港监督机构办理的《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及《航行签证簿》，从事捕捞作业的渔业船舶还应当取得渔政监督机构办理的《捕捞许可证》，方可从事渔业生产。证书证件不齐或者过期的，不得从事渔业生产。
严禁无船名、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的船舶从事渔业生产及其相关活动。渔业船舶买卖应当证书证件随船过户，严禁单独买卖证书或者渔业船舶。
第十条 渔业船舶取得船名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规范刷写船名并悬挂船名牌，不得遮盖、涂改、伪造。
第十一条 渔业船舶应当按照渔业船舶检验机构的规定配备合格的消防、救生、通讯、导航、号灯、号型、声响等安全设备。
第十二条　机动渔业船舶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安装安全救助信息系统船用终端设备：
（一）29.4千瓦以下渔业船舶应当配备海洋渔业CDMA定位通信终端；
（二）29.4千瓦及以上渔业船舶应当安装船舶自动识别（AIS）终端；
（三）44.1千瓦及以上渔业船舶应当安装北斗卫星定位通信终端；
（四）110千瓦以上渔业船舶应当配备短波电台；
（五）所有渔业船舶应当安装船舶射频识别（RFID）标签。
有条件的渔业船舶应当配备新型渔用对讲机。
渔业船舶配备的安全救助信息系统船用终端应当具有渔业船舶船用产品证书，并符合其他入网条件。
配备短波电台、渔用对讲机的渔业船舶应当到无线电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三条 对即将达到一般船龄的老旧渔业船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应当依据老旧渔业船舶船龄标准，提前3个月通知船舶所有者申报检验；检验合格后签发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有效期不得超过其一般船龄的24个月。对一般老旧渔业船舶，检验合格后签发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有效期不得超过其限制使用船龄的到达日。
各类老旧海洋渔业船舶一般船龄标准如下：
（一）海洋钢质捕捞渔船，船长大于等于12米小于24米的20年以上，船长大于等于24米的24年以上；
（二）海洋木质捕捞渔船，船长小于12米的13年以上，船长大于等于12米小于24米的18年以上，船长大于等于24米的20年以上；
（三）玻璃钢捕捞渔船，30年以上；
（四）渔业生产辅助渔船：养殖船20年以上，水产品冷藏加工船、拖轮、驳船29年以上，水产运销船、油船26年以上，渔业指导船、渔业科研调查船、教学实习船、供应船、交通船30年以上。
第十四条 限制使用老旧渔业船舶继续从事渔业生产的，应当由船舶所有者在船舶达到限制使用船龄前3个月内向渔业船舶检验机构申报换证检验，检验合格的，渔业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有效期不得超过12个月。
各类老旧海洋渔业船舶限制使用船龄标准如下：
（一）海洋钢质捕捞渔船，船长大于等于12米小于24米的25年以上，船长大于等于24米的29年以上；
（二）海洋木质捕捞渔船，船长小于12米的18年以上，船长大于等于12米小于24米的23年以上；船长大于等于24米的25年以上；
（三）玻璃钢捕捞渔船，35年以上；
（四）渔业生产辅助船：养殖船25年以上，水产品冷藏加工船、拖轮、驳船34年以上，水产运销船、油船31年以上，渔业指导船、渔业科研调查船、教学实习船、供应船、交通船35年以上。
第十五条 渔业船舶应当按照规定配齐合格的职务船员和普通船员。船员应当经过相应的专业培训，并取得相应岗位适任证书和合格证书。渔业船舶经营者不得雇佣未取得相应的渔业船员适任证书、专业基础训练合格证书的人员上船作业。
渔业船员适任年龄不得超过65周岁。
第十六条 渔业船舶的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应当为雇工办理渔业互保雇主责任险，鼓励办理渔业船舶渔业互助保险。
渔业船舶参加渔业互助保险的，可以享受财政补助补贴的免费船员培训、救生衣配备、救生筏检修、低息船东小额贷款等惠渔政策。
第十七条 渔业船舶经营者在出海生产前，应当按照配备规定，检查各类船用安全救生、消防、安全信息终端设备设施，发现有损失、损坏的，应当主动修理、更换，保持正常开机使用状态。
第十八条 44.1千瓦以下渔业船舶出海作业应当以合作社或者镇（街道）、村（居）为单位自主组合实行编队生产制度，同编队渔业船舶负有互助互救的责任。
44.1千瓦以上渔业船舶出海作业鼓励实行编队生产制度。
第十九条 渔业船舶出海航行生产作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严禁超过核定航区或者抗风等级航行和作业；
（二）海上作业时，船员应当穿着救生衣，禁止穿拖鞋作业，从事吊装作业的还应当佩戴安全帽；
（三）严禁擅自改变作业性质；
（四）严禁超载、违章载客、装载危险品和装载不当；
（五）严禁船员酒后从事驾船、轮机作业；
（六）严禁在航道、港池、锚地从事捕捞、养殖作业；
（七）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条 渔业船舶进出渔港时，应当由船长亲自驾驶，同时加强瞭望，听从渔港管理人员的调度、指挥，严禁在港内高速行驶、争抢泊位。
第二十一条 渔业船舶应当在进港后24小时内（在港时间不足24小时的应当于离港前）到渔港监督机构申请办理进出港签证手续。
下列渔业船舶可以实行定期签证：
（一）在海上连续作业时间不超过24小时的；
（二）连续6个月以上以同一签证机构管辖港口为经营地的；
（三）船长12米以下的小型渔业船舶；
（四）渔业养殖船。
定期签证每6个月一次，且连续两次签证的间隔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
第二十二条 渔业船舶在港内停泊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应当留足值班人员，以保证突发事件随时操控，并采取有效的防风、防火、防盗、防冻、防煤气中毒措施。
（二）在收听到五级以上风力预报或者遇到五级以上风力时，应当严格遵守下列要求：
1．五级以上风力，挂机渔业船舶和非机动渔业船舶不得出海；
2．六级以上风力，44.1千瓦以下渔业船舶不得出海；
3．七级以上风力，294.1千瓦以下渔业船舶不得出海；
4．八级以上风力，所有渔业船舶均不得出海。
（三）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三条 渔港内的渔业船舶在接到台风、风暴潮或者海浪蓝色、黄色预警时，应当采取有效抗风浪措施，保证渔业船舶安全和随时操纵；在接到橙色预警时，留有必要人员，加强锚固及时掌握天气变化，必要时按照要求组织人员撤离；在接到红色预警时，渔业船舶上所有人员应当全部撤离上岸。
人员撤离、转移工作由渔业船舶经营者所属的沿海各区政府（管委）负责，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村（居）民委员会协助，渔业船舶异地停泊的渔港所在地区政府（管委）、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做好人员转移工作。
民政、渔业、交通运输、公安边防、海事、海警、卫生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做好人员转移的相关工作。渔港管理机构负责掌握本渔港内停泊的渔业船舶动态和数量。
第二十四条 从事外海生产的渔业船舶应当严格遵守有关国际公约，遵守我国同有关国家的渔业协定，尊重邻国主权。除有协议者外，不得进入邻国（地区）领海和禁捕渔业水域从事生产活动。
因避风、救急等特殊原因，确需停靠邻国港口的，应当事先将前往港口、船名、船员人数、进港原因电告国内主管部门批准，再征得前往港口管理部门批准或者认可后，方可驶入。
第二十五条 渔业船舶发生事故或者遇险的，应当立即向水上搜救机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单位应当迅速核实情况，组织施救，同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通报。
第二十六条 渔业船舶发生水上交通（碰撞）突发事件，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事件（碰撞）的等级标准按下列要求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一）一般突发事件由区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决定启动本级预案，并领导本级渔政、渔港监督机构与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二）较大突发事件由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决定启动本级预案，并领导本级渔政、渔港监督机构与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渔业船舶发生水上交通（碰撞）突发事件，有关区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首先启动预案。市、区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启动本级预案时，由于能力和条件不足等特殊原因，不能有效处置突发事件时，可以报请上一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启动相应级别的预案。
第二十七条 渔业船舶之间或者非渔业船舶与渔业船舶之间发生碰撞事故的，在不严重危及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当事船舶应当及时救助遇险人员，不得擅自离开事故现场。
船舶、设施在渔港水域内发生的水上安全事故和渔业船舶之间在渔港水域外发生的水上安全事故，当事人或者其他知晓事故发生的人员应当立即向就近渔港或者船籍港的渔港监督机构报告，接受渔港监督机构调查处理；渔业船舶与非渔业船舶之间在渔港水域外发生的水上安全事故，应当按照规定向海事部门报告，接受海事部门的调查处理。
第二十八条 无有效的渔业船舶船名、船舶登记证书（或者船舶国籍证书）、检验证书的船舶，由渔政、渔港监督机构禁止其离港，并对船舶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处船价2倍以下的罚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无有效的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或者船舶国籍证书）和检验证书，擅自刷写船名、船籍港的；
（二）伪造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或者船舶国籍证书）、船舶所有权证书和船舶检验证书的；
（三）伪造事实骗取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或者国籍证书的；
（四）冒用他船船名或者船舶证书的。
第二十九条 渔业船舶未经检验、未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擅自下水作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的规定没收该渔业船舶。
第三十条 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的，由渔政监督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规定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没收渔具和渔船。
第三十一条 擅自变更渔业船舶主机功率，由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按照《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的规定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渔业船舶修造企业违反有关规定建造、修理渔业船舶或者存放无船名、船籍港、船舶证书的渔业船舶，由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按照有关规定逐级上报至省级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并由省级渔业船舶检验机构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罚。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渔港监督机构按照《山东省沿海水域渔船渔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责令改正，可以对船舶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处以警告、10000元以下罚款或者对船长处以警告、1000元以下罚款：
（一）不配备或者配备消防、导航、救生等有关航行安全的重要设备不齐的；
（二）临水作业人员不穿救生衣的。
第三十四条 机动渔业船舶未按规定安装安全救助信息终端设备或者不能保证设备正常开机运行的，由渔政、渔港监督机构按照《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的规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渔业船舶所有者或者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渔政、渔港监督机构按照《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的规定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渔业船舶的船名未按照规定刷写、悬挂，或者遮盖、涂改、伪造的，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渔业船舶经营者雇佣未取得相应的渔业船员适任证书、专业基础训练合格证书的人员上船作业的，按照每雇佣一人500元的标准处以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渔港监督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港航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的规定对船长或者直接责任人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渔港监督机构批准，违章装载货物且影响船舶适航性能的；
（二）未经渔港监督机构批准违章载客的；
（三）超过核定航区航行和超过抗风等级出航的。
违章装载危险货物的，应当从重处罚。
第三十七条 渔业船舶船员酒后上船从事驾船、轮机作业的由渔政、渔港监督机构按照《山东省海洋渔业安全生产管理规定》责令其改正，可以并处警告，扣留或者吊销证书、证件，并可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渔业船舶在渔港内的航道、港池、锚地和停泊区从事有碍海上交通安全的捕捞、养殖等生产活动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港航监督行政处罚规定》责令其停止作业，并对船长或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并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渔港监督机构按照《山东省沿海水域渔船渔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责令改正，并可以对船长处以警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扣留船长职务证书3至6个月；情节特别严重的，吊销船长职务证书：
（一）进出渔港的船舶未按照规定办理进出港签证手续的；
（二）不按照规定航行、作业、停泊，不服从交通安全秩序管理的。
第四十条 渔业船舶在渔港停泊期间，未按照规定留足值班人员，不能保证船舶随时操纵的, 由渔港监督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港航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的规定对船长予以警告，并可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扣留其职务船员证书3至6个月；情节特别严重的，吊销船长证书。
第四十一条 渔业船舶船员在航行、作业和停泊过程中，有其他违反渔业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操作行为的，由渔政、渔港监督机构按照《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的规定责令其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并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渔业船舶在接到人员撤离通知后，拒绝或者拖延撤离上岸、阻碍撤离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边防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第四十三条　违反港航法律、法规造成水上交通事故的，由渔港监督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港航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的规定，区分不同事故等级，对船长或者直接责任人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并处以扣留职务船员证书1至6个月或者吊销职务船员证书。
事故发生后，不向渔港监督机构报告、拒绝接受渔港监督机构调查或者在接受调查时故意隐瞒事实、提供虚假证词或者证明的，从重处罚，同时取消下一年度渔船船东优惠贷款资格。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渔业船舶、船长，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违章记录和相应处理，并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扣减当年度一定比例的渔业成品油价格补助。
第四十五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机构应当依法行使职权，公开办事程序，建立举报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渔业船舶，是指从事渔业生产的船舶以及为渔业生产服务的船舶，包括捕捞船、养殖船、冷藏加工船、水产运销船、渔业指导船、渔业科研调查船、教学实习船、油船、供应船、拖轮、交通船、驳船等。
本办法所称渔港，是指专门为渔业生产服务和供渔业船舶停泊、避风、装卸渔获物、补充渔需物资的人工港口或者自然港湾，包括综合性港口中渔业专用的码头、渔业专用的水域和渔业船舶专用的锚地。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8年8月31日。





宪政基本价值论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英 文 名] On the Vital Value of Constitutionalism

[内容摘要] 宪政价值的特点有三：第一，是社会性与阶级性的统一；第二，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第三，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宪政价值的社会性、客观性和绝对性，意味着宪政具有全人类普遍认同的一些最起码的价值，可称之为宪政的基本价值。它至少应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

[关 键 词] 宪政 价值



宪政是以法治为条件或环境，以宪法为实施依据的民主政治形态及其运行过程，它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法治的灵魂。宪政的价值，是法治的基础和核心，是法治“价值合理性”的渊源，法治必须体现宪政的价值。让宪政价值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因此，探究宪政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 宪政基本价值的含义

“‘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第19卷，406页）一般认为，价值是指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积极意义即客体的有用性。它揭示客体对主体生存、发展的肯定或否定关系。据此，我们认为，宪政价值是指宪政在其与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它揭示了宪政产生、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是人们孜孜以求宪政的缘由。在现代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显示了宪政具有极端重要的价值。宪政价值的特点在于：第一，它是社会性与阶级性的统一。这首先是由宪政价值主体既是整个社会中的一员又是某个阶级中的一员这种二重身份所决定的。主体身份的二重性决定了对宪政评价标准的二重性：一方面以宪政对整个社会的意义为标准评判宪政，另一方面又以宪政对本阶级的意义为标准评判宪政。其次，是由宪政价值客体既执行阶级统治职能又执行公共职能所决定的。宪政，只能是一定阶级的宪政，须执行阶级统治的职能。同时，任何阶级的宪政又须以执行公共职能为基础和前提，不执行任何公共职能的宪政是不存在的。宪政价值必然体现其主体、客体的二重性。第二，它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宪政是为满足人们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需要，根据一定原则人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措施，具有主观性。但是，需要是由主体的社会地位、社会实践决定的，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故又具有客观性。第三，它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其相对性，是指宪政价值具有条件性，它随阶级、社会的差异而出现差别性、多样性。绝对性指宪政价值的普遍性。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以至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对宪政的评判总有某些共同的标准。这是宪政之为宪政的本质要求。

宪政价值的社会性、客观性、绝对性，意味着宪政具有全人类普遍认同的因素；也意味着宪政应当具有的、全人类普遍认同的最起码的价值。这种意义上的宪政价值，我们称之为宪政的基本价值。它是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宪政都遵循或都应遵循的、共同的、普遍的准则。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宪政的基本价值至少应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

二、 人权的切实保障

保障人权，是宪政的首要价值。“宪政事实上已成为保护个人权利的同义语。”[2]（136页）

“人权”最早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针对君权神授、等级特权等提出的进步口号。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以权利宣言和法律的形式对其加以确认和肯定。资产阶级通常是在两种意义上理解人权。一是自然法意义上的。所谓人权是指人作为人享有或应该享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即天赋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二是实定法意义上的。人权是指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这种基本权利和自由，被认为是上述自然权利的派生物和具体化，又称“基本人权”。具体包括平等权、自由权、受益权、社会权及参政权等。无产阶级对人权有自己的理解。无产阶级认为，人权是有阶级性和社会性的，是具体的人权。它无非是指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作为人应当拥有和实际享受的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权。这种人权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宪法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它并非源自天赋，而是“争”得的，是阶级斗争成果的反映和记载，并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扩大。“基本权利和自由”与“基本人权”不尽相同。后着多指人作为人所享有的天赋人权的基本部分，而前者多指人们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权利的基本部分。理解上虽存差异，但把保障人权作为宪政的最终目的和根本任务在东西方各国都是一致的。

保障人权是宪政的终极价值。

宪政形成伊始，即将保障人权作为其价值目标。在英国，《人身保护法》（1679年）、《权利法案》（1689年）、《王位继承法》（1701年）的制定、实施，标志着英国宪政制度的确立。众所周知，这三个宪法性法律文件，其基本精神就是限制王权的专横，目的是保障基本人权。在美国，1776年通过的《独立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1]（第16卷，20页）它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天赋的不可转让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们为了保障和实现自己的天赋人权才成立政府，政府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独立宣言》确立了以人权为根本，权力来自于权利并受到制约的宪政精神。1787年宪法未规定人权的内容和保障人权的起码原则，但美国第一届国会通过了以人权保障为内容的十条修正案，于1791年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来确认和保障人权。在法国，1791年制宪会议先通过《人权宣言》作为整个宪法的序言，并成为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直到1958年宪法，其序言中仍宣称，“法国人民庄严宣告，他们热爱1789年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即《人权宣言》——谢注）所规定的，并由1946年宪法序言所确认和补充的人权和国家主权原则。”《人权宣言》对世界的影响极其深远。现代各国宪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载有人权保障的专门章节。因此，保障人权也构成了宪政制度的基本内容。

各国宪政制度主要通过以下形式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第一，通过宪法直接规定基本权利与自由来保障基本人权。这一方面体现了人权的根本性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家将着重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第二，通过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使权力之间相互制衡，从而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对人权的侵害。第三，通过宪法保障制度实现人权保障。宪法保障制度，是指通过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程序，采取一定措施维护宪法权威，确保宪法实施的一系列制度的总称。各国宪法保障制度，主要有：议会保障制度，又称立法机关保障制度，是一种通过立法程序行使宪法解释权和宪法监督权的制度。如瑞士、荷兰等国采用此制。我国现行宪法在形式上也采用此制。普通法院保障制度和特设的专门机构（如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宪法裁判所等）保障制度，一般都是通过司法程序实现宪法保障职能的。宪法保障制度促进宪法的充分、全面实施，无疑对人权的保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审查制度，西方国家更是推崇备至，被认为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有效形式”。[3]（41页）第四，通过宪法外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执行来保障人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极强的原则性和纲领性。它需要制定一般法律法规予以具体化，这意味着宪法的完全实现至少是部分宪法条款的完全实现必须通过一般法律法规的实施来完成。这些一般法律法规是宪政精神的具体化，是人权保障的具体化。如刑法、民法等是对人权的实体保障，诉讼法是对人权的程序保障。一般法律法规的制定及其实施过程，既是宪法的要求，也是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障人权同人权本身一样，是相对的。对人权进行保障而没有限制，在法理上是片面的。为了确保人权的最终实现，必须限定人权的范围。这是指，通过宪法、法律法规规定公民享有人权的范围，并使人权的行使不超过一定的限度。对人权进行限制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全面、有效地保障人权。可以说，在实践中，保障人权就是通过限制人权的范围从而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同等人权并获得同等保护来实现的。限制人权与保障人权是辨证统一的。保障人权是目的，限制人权是手段。对人权进行限制的总原则是：既要保护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即集体人权，又要保护个体人权，防止以限制人权为借口取消人权或缩小人权的范围。对人权的限制以宪法的规定为限，实行越权无效的原则。而人权的保障不止于宪法的规定，法不禁止即自由。

在本质上，宪政就是保障人权的制度。



三 权力的合理配置



依一定原则，通过宪法将权力在各国家机关之间及不同层次之间进行划分，限定权力行使的范围，即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是宪政的首要任务。宪政意味着：第一，宪法是权力合法化的渊源和手段。宪政内在地要将权力来源及运行过程置于宪法之下，宪法未明确授予的权力不得行使。第二，权力必须分立，但各种权力须组成一个完整、合理并体现民主精神的动态运行体系。西方国家主张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相互独立，有相互制衡。美国的三权分立制是其典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否定三权分立制，坚持议行合一原则，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权力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但我国仍然存在权力的划分，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各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政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都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这就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体系。依三权分立或议行合一组织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质上都是为了防止专制、独裁，实现民主。第三，权力必须依法行使，权力的运行必须受到有效监督。权力，一方面根源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权力在运行中存在着扩张性、腐蚀性，“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4]（154页）因此，必须确立权力依法行使的原则，对权力要进行有效的监督。从权力配置的角度看，最重要的监督应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西方国家实行分权制衡，比较充分的体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精神。在我国，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均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一种最为广泛的监督。

在宪政发展史上，三权分立制与议行合一制是配置国家权力的两种基本形式。三权分立制最早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国。但英国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妥协而告终，未制定成文宪法。资产阶级借三权分立制实现了与封建贵族阶级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但运用得很不彻底。最早对这种权力配置方式作较彻底运用，且写进宪法的，是美国。美国资产阶级运用三权分立制实现了内部不同私有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三权分立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反封建特权与专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并由此实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具有进步意义。但我们也要看到，作为这种权力配置方式的具体实践，无论是英国的阶级“分权”，还是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的权力“分工”，都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其一，是权力的分享仅限于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或限于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从未扩大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中。“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1]（第5卷，224-225页）其二，是三权分立制强调三权的独立性，国家权力缺乏统一性，易形成各自为阵的格局。在实践中存在互相扯皮、议而不决、议行互悖、政令不一、行政效率低下等弊端。美国总统威尔逊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卡特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性进攻战略武器条约》，虽费九牛尔二虎之力，终未获参议院批准，就是这种弊端的典型表现。邓小平曾说，美国实际上“有三个政府”[5]（150页），可谓一针见血。有鉴于此，西方国家对三权分立制也作了一些调整，使这种权力配置方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甚至名存实亡。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权力结构由议会主导和‘三权分立’的模式向行政主导模式转变，国家权力由原来主要由议会掌握或者分别由三个机关分工独立行使而逐渐往行政机关手里集中。”[6]三权分立格局发生倾斜，行政权力膨胀，大有重新集三权于一身之势，逐渐凌驾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之上。二是有的国家已突破了三权分立格局。如美国，在制定宪法的当年即设立了州际贸易委员会，至二战前又设立了联邦商业委员会、证据交易委员会、联邦交通委员会、全国劳资关系局、民航局等为数众多的“独立管理机构”，它们享有半立法权、半司法权，在美国被称为“第四种权力”。[7]（72页）三权分立制在其它一些国家也已徒具形式。作为权力配置方式，议行合一是指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均由人民代表机关统一行使。人民代表机关既是立法机关，又行使执行法律的职权。它与三权分立制是相对立的。如前述，它对国家权力仍有适当分工。在思想史上，卢梭主张“主权在民”，并认为人民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观点，即体现了议行合一的精神。这一学说未被资产阶级采用。在最早实践三权分立制的英国，内阁即行政机关作为议会内占多数的政党的执行委员会，是立法机关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并领导着立法。其各部部长都是议员，向议会负政策上的责任。因此，从权力的实际运作来看，英国对国家权力的配置更符合议行合一的形式和特征。马克思在深入批判三权分立制的基础上指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8]（第二卷，375页）恩格斯也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应当“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1]（第22卷，274页）列宁在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和二为一。”[9]（第27卷，141页）从此，议行合一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方式。我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对议行合一制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议行合一制是比三权分立制处于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权力配置方式，比三权分立制更为优越。体现在，其一，更能体现国家权力的人民性。议行合一制下的人民代议机关从基层到中央都通过选举产生，向人民负责。代表不独立于选民，不脱离生产及工作条件，选民可随时罢免代表。执行机关由代议机关建立，并对其负责，接受其领导与监督。这就保证了代议机关及执行机关的人民性。其二，突出了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国家一切权力集中统一由代议机关行使，克服了三权分立制下“三个政府”的弊端。这两个优势决定了议行合一制最终将取代三权分立制。

从终极的意义上看，合理配置国家权力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合理配置权力的价值从属于人权保障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