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长春市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细则的通知

长府办发〔2010〕54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构：

　　市民政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市公安局、市统计局、市工商局、市地税局、市社会保险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国家统计局长春调查队等部门《长春市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细则》已经市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长春市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细则

市民政局 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 市人社局 市房地局

市公安局 市统计局 市工商局 市地税局 市社会保险局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国家统计局长春调查队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规范社会救助工作，根据民政部等11部委下发的《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和省政府下发的《吉林省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本细则所称城市低收入家庭，是指家庭成员人均收入、家庭财产以及实际生活状况符合市人民政府规定的低收入标准的城市家庭。

　　第三条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遵循下列原则：

　　（一）属地管理。

　　（二）低收入标准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三）公开、公平、公正。

　　（四）动态管理。

　　（五）按需认定。（只有社会救助项目实施部门、机构或组织提出规定条件，民政部门才可开展认定工作，与社会救助项目无关的，民政部门不予审批。经核实符合低收入家庭标准的，民政部门出具证明材料，并及时反馈给救助项目实施部门，证明材料不交给申请人本人。）

　　（六）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住房保障、就业援助、教育救助、法律援助等救助制度相衔接。

　　第二章认定范围及标准

　　第四条本市城区行政区域内持有城镇常住户口、符合城市低收入家庭条件的家庭认定，适用本细则。

　　失去原有耕地，在本市市区居住10年以上，并具有居住地证明的农民家庭，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五条本细则所称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赡养、抚养和扶养关系，并长期共同生活的人员。主要包括：

　　（一）夫妻。

　　（二）父母与未成年的子女、养子女、继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与父母双亡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

　　（三）子女与无生活来源的父母（养父母、继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与子女亡故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四）兄、姐与父母双亡或父母无能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

　　（五）父母与丧失劳动能力或虽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子女，尚在校就读的确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

　　第六条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主要包括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两项指标，实行动态管理，各社会救助项目实施部门可按照不同的社会救助项目和家庭实际支付能力，分别确定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本市2010年为低收入家庭发放住房补贴的收入标准为月人均900元。

　　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由市民政局、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长春调查队、市财政局、市房地产管理和住房保障局定期测算，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每年向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后向社会公布一次，标准的调整与城市低保标准的调整同时进行。

　　第三章认定机关

　　第七条市民政部门是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的主管部门。各城区、开发区民政部门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

　　市民政局负责全市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指导、监督、管理和服务工作；制定全市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法规、政策；确定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

　　各城区、开发区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管理和服务工作；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及财产状况进行入户调查、核实；对符合城市低收入家庭条件的申请家庭进行审批和建立档案；向设立和提供救助项目的部门、团体和社会组织提供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有关资料。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低收入家庭的申请、审核、入户调查、管理和服务工作。

　　社区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受城区、开发区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的委托，协助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承担对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八条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机构能力建设，配备可以满足实际需要且胜任工作的人员。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要配备必要工作人员。

　　第九条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为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并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主要用于信息平台建设及运行、入户调查、数据采集、证表印制和建立档案等。

　　第四章家庭收入核定

　　第十条家庭收入是指申请人家庭成员在上一年度所拥有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包括扣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以及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后的工薪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以及经区级以上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应当计入的家庭收入。

　　第十一条对工薪收入的调查评估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对在职职工收入的核定，由职工所在单位劳资部门出具职工收入情况证明，并经其所在单位领导签署、加盖公章认定。

　　对连续6个月以上未领到或未足额领到工资的在职职工，经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并出具证明后，可以按实际收入计算家庭收入。

　　其他劳动收入，由个人诚信申报，认定机构根据申请人所从事的社会劳动情况调查评估确定。

　　第十二条对经营性净收入，由个人诚信申报，经认定机构调查评估确定。

　　第十三条对财产性收入的调查评估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利息收入、股息红利收入、保险收益和其他投资收益，由申请人提供相关凭证并经认定机构调查后认定。

　　（二）知识产权收入、出租房屋等资产的收入，按照合同核定收入，合同价款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由认定机构调查评估确定。

　　第十四条对转移性收入的调查评估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离退休金：凭本人离退休金领取存折或银行卡予以认定。

　　（二）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等部门核发的相关证件和认定机构调查后认定。

　　（三）遗属补助费：凭单位开具的遗属补助费证明等予以认定。

　　（四）赔偿收入：凭人民法院生效的调解书、判决书、执行裁定书和当事人收条等综合认定。

　　（五）经济补偿金（安置费）：凭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文件以及发放证明资料等予以认定。

　　（六）被赡养人、被抚养人及被扶养人与赡养义务人、抚养义务人及扶养义务人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赡养费、抚养费及扶养费的计算方法参照《长春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提取住房公积金：凭银行或公积金管理部门出具的凭证予以认定。

　　（八）接受馈赠收入：由受馈赠人诚信申报，认定机构进行调查评估认定。

　　（九）继承收入：继承人在拥有居住房屋的情况下继承房产，继承房产列入继承人财产性收入范围；继承人在没有个人居住房屋的情况下继承的房产，确定为家庭财产，不列入收入。其他的继承收入由申请人诚信申报，认定机构进行调查评估确定。

　　第十五条下列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政府颁发的对特殊贡献人员的奖励金，见义勇为奖励金，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金，市级以上劳动模范退休后享受的荣誉津贴。

　　（二）优抚对象按规定享受的抚恤金、补助金、优待金、立功荣誉金及护理费。

　　（三）政府和社会给予贫困在校生的救助金、生活补贴和在校学生获得的奖学金、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助学贷款等。

　　（四）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给予的临时性生活救济金。

　　（五）因工（公）负伤职工的护理费及死亡职工亲属享受的一次性抚恤金、人身伤害赔偿中除生活费以外的部分。

　　（六）按规定由单位及个人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和各项社会保险统筹费。

　　（七）经区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认定不计入家庭收入的其他收入。

　　第十六条家庭财产是指申请人家庭成员拥有的全部财产。

　　主要包括：存款、公积金、房产、车辆、有价证券等。

　　第十七条申请人家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认定为城市低收入家庭：

　　（一）家庭中虽无从业人员，但生活来源有其它渠道，且家庭日常生活水平明显高于本市城乡低收入家庭标准的；

　　（二）购置或佩带贵重饰品或拥有自己出资购买的非生活必需高档消费品的；

　　（三）家中拥有高价收藏、投资有价证券行为的；

　　（四）在就业年龄段内具有劳动能力的失业、无业等人员，无正当理由不进行就业服务登记的，或二次不接受推荐就业的，或不接受职业指导的，或不接受职业培训的，或经推荐就业岗位拒绝就业的；

　　（五）拒绝配合家庭收入调查或隐瞒家庭真实收入（包括非稳定性隐性收入）提供虚假证明的；

　　（六）家庭中有吸毒、赌博、嫖娼等违法行为且不悔改的；

　　（七）拥有私家轿车等非基本生活必需品的；

　　（八）两年内购置或者豪华装修住房（因拆迁或者棚户区改造购置经济适用房的除外）或家庭拥有多套住房，且未采取自救措施的；

　　（九）家庭成员在高收费非公办幼儿园入托，在中小学自费择校就读，属非国家统招生自费在高额收费的高校或者系、专业就学的；

　　（十）家庭成员中有自费出国留学、劳务的；

　　（十一）因赌博、吸毒、嫖娼等违法行为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

　　（十二）法定赡养、抚（扶）养义务人有赡养、抚（扶）养能力但未履行义务或转移、放弃个人资产或不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赡养、抚养和扶养义务的；

　　（十三）有为获取城市低收入家庭资格故意拆分户口、合并户口等弄虚作假行为的；

　　（十四）经区级以上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章认定程序

　　第十八条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个人申请。具有本区正式户口（不含外地来长就读的在校学生），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当年“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的城市居民家庭，在需要申请住房保障及其他专项救助时，应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以家庭为单位，报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的经办机构，并填写《吉林省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和财产查询授权书》。申请时必须提供如下材料：

　　1.书面申请书；

　　2.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3.收入证明；

　　4.财产明细表；

　　5.相关证明材料：

　　⑴在劳动就业年龄（男16－60周岁，女16－50周岁）内、有劳动能力的无业人员，需提供就业（求职）状况证明，同时还要提供目前是否就业证明及就业后的收入证明。

　　⑵残疾人需提供第二代残疾证复印件；患病的需提供区级以上医院的诊断证明（证明中注明丧失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

　　⑶夫妻结婚证复印件；有子女的，同时提供子女的户口证明。

　　⑷夫妻离婚的需提供离婚证或离婚判决（调解）书的复印件。有子女的需提供子女供养和财产分割协议书复印件。

　　⑸家庭住房证明，包括地址、房屋性质、房屋证件、长期共居人口、房屋类型、房屋结构、采暖方式、房屋建筑面积、使用面积、居住面积等。有房产证的提供房产证复印件。

　　⑹个人劳动关系档案存档证明。由相关部门出具的存档证明。

　　⑺职业介绍证明。由相关部门出具的职业介绍证明。

　　⑻协议保险证明。与企业签订的“保留社会保险关系协议书”复印件。

　　⑼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参加社会保险缴费凭证复印件。

　　⑽在校全日制学生证明。

　　⑾原民政部门管理的精减退职老职工、起义投诚、宽释人员、优抚对象、华侨、侨眷、服兵役、水库移民、服刑教养释放人员、困难企业员工等需提供能够确认其身份的证明材料。

　　⑿民政部门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有关证明和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需要补正的，经办机构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

　　《吉林省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和财产查询授权书》是申请人同意授予区级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调查核实其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状况权力的书面凭证。公安（户籍和车辆管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社会保险、工商、税务、住房公积金等部门和机构应当凭申请人的授权书积极配合对申请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财产状况的调查核定。

　　（二）街道（乡镇）初审。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经办机构接到申请后，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组织申请人填写《吉林省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和财产查询授权书》，并对申请人家庭成员的收入情况、财产及实际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核定，符合条件的，填写《吉林省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申请审批表》，签署意见，并由社区居民委员会协助在申请人家庭所在社区对申请家庭基本情况公示10日，对公示结果无异议的，报区级民政部门核查中心；认为不符合条件的，要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

　　（三）核查中心复核。区级民政部门核查中心接到经办机构报送的材料后，要对每一个申请家庭进行入户复核，对符合条件的签属意见后报主管民政部门审批；对不符合条件的，退回经办机构重新审核。

　　（四）区级民政部门审批。区级民政部门接到核查中心的同意意见后，要在申请人所在社区进行公示7日，对公示结果无异议的，予以审批。其户主姓名、身份证号等基本信息应当登记在区级民政部门相关网站上进行长期公示。

　　自接到申请人申请之日起，审核、复核、审批必须在30个工作日内办结（申请证明材料不齐全的除外）。

　　第十九条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可直接认定为城市低收入家庭，不需再重复进行家庭收入核定。

　　第六章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社会保险、统计、物价、税务、工商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参与、配合做好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定工作。

　　第二十一条各级民政部门要通过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及时向广大市民公布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和审核、审批程序，区级民政部门以及经办机构应当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箱，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第二十二条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期限为一年，期满后，申请人需要申请重新认定。区级民政部门以及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对城市低收入家庭定期复核制度，至少要每半年复核一次。

　　对家庭收入情况好转的，要及时取消城市低收入家庭资格，并终止其相关待遇。

　　区级民政部门、经办机构应当随时受理申请，并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限完成对申请家庭的审核、审批工作。

　　第二十三条区级民政部门、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城市低收入家庭档案，将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人口、收入、财产以及享受到的所有社会救助项目情况，及时登记归档。

　　第二十四条各级民政部门应当逐步建立城市低收入家庭审核信息管理系统，有效利用公安（户籍和车辆管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住房和城乡建设、社会保险、工商、税务、住房公积金等部门和机构的数据，实现信息共享，方便信息对比和核查，建立科学、高效的收入审核信息平台。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申请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不如实提供相关情况、隐瞒家庭收入和财产、骗取城市低收入家庭待遇，区级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有权不予认定或者取消其城市低收入家庭资格；对于已经取得的社会救助款物，由区级民政部门予以追回，并记入有关部门建立的诚信体系。

　　第二十六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社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不如实提供申请城市低收入核定的家庭及家庭成员有关情况，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由区级民政部门提请其上级主管机关或者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处理，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章附则

　　第二十八条《吉林省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申请审批表》和《吉林省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和财产查询授权书》的式样，由省民政厅统一规定。

　　第二十九条本细则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

杜宴林


毋庸置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愈益显明的成效。然而，实践中的窘态与理性的求证却让人清醒的看到，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并没有表面上那么乐观与繁荣，恰恰相反，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因为方法论上的误区和偏差——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扭曲，正在或势必偏离现代化轨道，并进而直接导致了当下的窘态与困惑：完美与缺憾的矛盾交织，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扭曲，滞阻了法制现代化的纵深运行。对于21世纪的中国法治来说，必须进行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确保法治的现代化运行。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方法论的检讨。

详细来说，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存在如下方法论上的误区或缺欠：
（一）法治的先期热情与神秘忠诚——中国法治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翻开中国法治的历史，法治没有任何时候象今天这样在中国这般荣光——获得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庶民百姓的关注与垂青，甚至被纳入了基本国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法治的话语没有任何时候象今天这样风靡流行，这也充分显示了法治的勃勃生机与话语的泛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个贩卖法治话语的时代，“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充分体现了其时代特色的话语霸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性事业。尽管如此，但在我看来，法治话语的风行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秩序的愿望和渴求，但另一方面，却也刺目的凸现了法治的神秘忠诚和先期热情，中国法治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而对于一个如我们一样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国度来说，要进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缺乏甚至没有理性的代表时代精神的理论作指导，无疑将是一个美妙的设想，为着同样的原因，它也只能是一份神秘的忠诚与先期热情。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本着因果关系的演绎方法进行阐释，准确地说，从中国法治的产生缘由，中国法治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关系说起。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法治产生于近代西方文明，是人类走出蒙昧迈入文明的创造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然而，中国法治由于先天出生的缺陷，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法治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现代型法的秩序的历史条件——集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1]。因而中国形成了主要表现为行政命令方式的官僚法（管理型法），而西方形成了自主、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尽管在中国文明型态中，我们也会发现导致了多元集团产生，导致了某种超验的世界观的社会变化……但是，这两种因素并未结合在一起，也没有通过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现代法治[2]。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的是社会和谐，这也是支配人们思想的全部观念，然而奠基于封建等级身份观念上的社会却无论如何形成不了现代法治的法律至上的神圣观念，因为严格说来它不是实在的规则与准则[3]，而是模范行为的模式。这样就不难理解，尽管中国也曾有诸如儒家和法家等关于人、社会和法律的系列观点，比如儒家主张符合伦理典范的习惯礼仪，法家主张官僚政府以及强制执行官僚法，但双方确实从某些不言而喻的共同（礼仪）前提出发进行论证的，而这些前提根本不允许他们捍卫甚至承认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法制原则[4]。传统中国的流行做法完全是以家长的方式处理事务。[5] 所谓法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工具色彩和官僚政治色彩。因而中国产生不了现代意义的法治，也确实不需要现代意义的法治。
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并认同，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法治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它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理论的准备和证成，除此之外的任何观点和看法都势必具有方法论上缺憾—— 或多或少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否则就是智识上的盲点。法治不能缺少理论的准备与证成，唯其如此，方才能摆脱方法论上的缺陷，并进而真正凸现法治的本来面貌。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当下的中国法治却盛行着一种流行病——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我们先看一则珍贵的实例然后才分析个中缘由,尽管这只是冰山一角或法治缩影：1998年《读书》杂志第7期刊载了苏力先生名为《“法”的故事》的文章。在文中苏力先生详细的演绎了近代乃至当代法理学者（家）对法的词源学解释，即想当然演绎许慎那显然不慎的关于法的词源学解释。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对法进行解释“（法） ，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之所以偏旁如水，是因为法律如水那样公平；之所以有“ ”，因为“ ”是传说中的一种独角兽，生性正直，见到不公平的人，会用角去顶，因此也就了法。”在先生看来，后者可不作追究，但前者却值得怀疑，因为从认知心理学上看，一般说来，最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往往是物体的活动特征。所以法字的水旁具有平的特征，但不应该成为代表或指涉法律要求公平这高度抽象的结论性特征，不仅如此，理论和史实都强调了法的水旁指涉——法的自上而下公布的特征。然而事实上中国近代直到现代许多法理学家却轻信许慎的法的故事，而且先生经过详细考察发现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识或没有我们的知识。唯一的理由只在于他们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无视逻辑和事实上的基本要求，想当然的努力论证中西法的一致性，并满足于时代需要和情感需要。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西方制度的先进，另一方面还必须不损及近乎变态的民族自豪感。这就是国人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或者福柯所说的那种追求知识的情感意志[6]。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法治登陆中国也有自己的为外人所始料不及的初始缘由——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一般来说，法治是文明的产物，更确切的说是伴随17、18世纪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的西方文明的产物，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然而在中国，当法律权威出现时，正是中国文革意识显出弊端，个人魅力权威危害极大时，也许出于义愤或相对不成熟的思考以及西方法治的成功经验，因而它从一开始就被民众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和热情，法律似乎是作为救命稻草而出现的。所以中国法治从开始出现之日起就有自己独特的憧憬与梦想，梦想的理由在于：将人们从随意专断的受侵犯的境地中解脱出来，确保人们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不再为领导人的意志而饱经人间的沧桑；让人完全明了，任何人都不可随意滥用权力，任何人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以确保正常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然而我国几千年的人治传统却总是疲于保证这种梦想的实现。因而立基于文革的反思和西方法治的良好印象就注入中国法治的期待中，与此同时，文革的惨痛教训反过来又增加了法治的神话色彩，于是我们便很认真地被引入法治的神秘崇拜中，法治从西方泊来时，我们便把这看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法治能约束政府权力，法治能保障平等、自由与人权，所有人生来就是平等的……相应地，我们的法治理论仅停留在引介和移植西方理论阶段，但从来没有反思过这些法治理论的现实意义，也没有对中国传统治国方略做出科学认识和评断，因而一个显明的事实是中国法治缺乏应有的理论准备。
而对于一个几乎没有法治传统、人治色彩浓厚的国度来说，要实现真正的法治没有理性的代表时代精神的理论作指导，法治怎么可能得以真正的践行？于是我们不久就会发现，这种以对文革的义愤或者说革命情结为契机建立起来的法治虽然都象革命一样曾经有血有肉，但也注定象它一样存在缺陷，在不顾一切的打破传统和秩序之后，相伴而生的是失去了保持传统和秩序的能力。而当现实法治陡现其真貌时，法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逐渐沦为一种稀疏平常的事物，真正的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也就无从培育，道理很简单，当一种为人所崇拜的东西在事后看来不过如此时，也即崇拜的东西露馅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效果时，法治也就注定了命运的扭曲与失落，又没有足够的理论来予以证成，因而人们对法治也就逐渐缺乏了这种难言的崇拜，反而弃之如蔽履了。一提到法治就摇摇头说它没啥用，这势必使法治失去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法治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道理仍然很简单：“一种不可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怎么可能又有能力使民众愿意服从法律？”[7]
（二）、价值上的求同证成与理性的建构——中国法治价值目标的错位
伴随着法治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中国法治又走上了一条价值上求同和理性建构的不归路，在中国法治的工作者（无论是理论上的工作者还是实践的操作者）看来，西方法治有着成功的经验，因而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定向与目标似乎就是要在中国实现从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向西方治国方略的转变。这就不难理解，中国法治现在总有这样一种倾向，将未来梦想中的法治演绎成标准的西方法治版，并想当然的从价值上进行求同性证成。关于这个问题夏勇先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无庸讳言，尽管法治在本世纪里已经成为中国的流行话语，但迄今为止我们在从学理上阐释法治的时候所使用的话语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西方原理”。而造成这现象的原因在于：“一、因西方法治先行经验厚积且学术经年，易成文化强势，二、因法治乃人类共求之物，人类社会共通之理，故先知先述，多知多述者遂居语言优势；三、因吾国近世深重，学人难以从容梳理故旧接应西学，且多患文化失语症，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讲述当前发生的与自己相关的事情。” [8]然而价值上求同主义的法治又很容易滋生一种证明什么的倾向，证明我们也能同样的实行法治，但这却隐含着这样一个十分危险的法治陷阱——盲目与想当然。事实上，由于历史、国情、传统文化的差异，决定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社会的土壤中是培植不出西方人的文化精神的，因而“中国不可能建成西方那样的法治社会，我们的法治必然是法治与伦理精神的结合”[9]，法治从来不是数学考试，没有标准的一成不变的答案。
价值上求同总是伴随着天才的法治构想，于是怀着美好法治梦想的人们又再一次从不同角度揣着不同的想法走在了同一条道路上：建构法治，而若隐若现的法治期盼又给了人们异乎寻常的力量和炽热的渴望，驱使我们努力去建构中国法治体系，急于实现法治现代化，而无视逻辑的思辨和理性的把握，似乎法制就是法治的分水岭，法制齐了，法治也就实现了。也不在乎是否会有同样的绩效，于是短短二十年中国法治进入了法制化（准确的说是立法）运动时期，其火热的局面甚至可以使我们合理地认为，中国法治已进入了法制时代或法制的黄金时代。的确，一般来说，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法治化程度较高，因而这种努力建构的价值在于助始了法治实践历程的驱动力。然而过之犹不及的是，我们的建构热情过度炽热，使我们患上了全民性的建构症——一种“吃不到的总是甜的，得不到的总是好的”偏见的结果，有学者尖锐的指出，这是一种法律饥渴症。客观后果是：我们一方面建构出了全方位的法制（治），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叛逆法治的实践仍然不减，使得中国法治刺目的凸现出奇特的双重性特征，它在法治建构领域突飞猛进，却无力满足于人民的基本秩序的需要，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宣称法治，但却始终无法掩盖这样的现实，法治的力不从心，表面繁荣的法制时代掩盖不了粘乎乎的法治泡沫，正如表面的经济繁荣掩盖不了脆弱的泡沫经济一样，试镜中的法治效果并不明显，期望中的法治并没有到来，不期而至却是变形的法治，变味的法治，给人一种形似而神不似的感觉。究其根源，当与中国法治传统基础薄弱，民众法治意识、参与精神的匿乏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这不能不说是方法论缺陷所导致的结果，因而必须加以检讨与重整。
（三）功能上的速效与法治的远近——中国法治逻辑自洽的困惑
先期热情、神秘忠诚以及价值上求同本来就是危险的陷阱，但我们还不知不觉地人为地背上了法治速效的沉重使命。诚然，当代中国法治的预想版图既然准备于上个世纪之交的时代，则不应完全重踏西方法治之路，因而从一开始就应与现代法治的发展合拍同步，同时它还应担负回归和重建近代法治及超越近代法治和实现法治现代化（法治意识，拿学者的话说，中国法治需要补课）的双重使命，也就是说，在有几千年封建人治传统盛行、法治几近虚无的中国要实现现代法治，它所要面临的既有消解传统人治体系、建构法治体系的艰巨任务，又有自进化论角度为法治提供理论基础的双重任务，我们多少显得有些仓促、紧迫一些，因而毫不奇怪，中国法治现代化从理论上讲是一个厚重而迫切的问题，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紧迫问题。但是法治实践归根到底是一个渐进的历程，法治不应也不能设有时刻表，不能人为的设定时限。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中国法治现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却是，中国法治已被人为地有意无意的设定了时限，流行一种典型的速效跳板意识，并理所当然地演绎出理性建构主义而非科学的进化论渐进主义色彩的期收速效的法治实践。这就是学者所概言的（在文化认同上）的所谓“奋起直追”问题，其杰出表现就是前述所及的大肆立法，实现所谓的有法可依，而忽视一些配套的甚或更重要的东西的建设，如法意识、法观念的培育、法律信仰的诱导和确立等等。自不待言的是，在这种期收速效的跳板意识支配下的许多立法相当粗糙，进而在实践（际）上直接成为了这些立法的墓碑，其典型例子就是学者们关注与检讨的破产法的颁行。事实上，法治原本就是一种偏重信仰的治国方略，法治的精神意蕴从来就是信仰——一种神圣的宗教般的信仰[10]，因而伯尔曼才严正的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11]“法律的宗教情怀和信仰，是全部法治建立、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和保障”[12]。他不应该或主要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偏重信仰的法治方略，在中国自辟蹊径的独特演绎和看似自洽的逻辑支配下却幻化成了一种取实利的工具，令人不得不佩服“中国特色”之重之妙，这不能不让人产生逻辑上的困惑与追问——法治究竟是什么，法治到底有怎样的逻辑？这个困惑没有得到解决，相应地，法治在今天中国意味着什么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21世纪中国法治来说一个明显的结论是：必须进行逻辑上的修正和重整，方能实现真正的法治。

二、中国法治的未来：方法论的重构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方法论上的缺陷导致了中国法治的现状是一种没来由的喝彩式的法治，其理想版本是标准的西方版，同时还带有一种浅尝辄止的特征。而对于正在践行法治的中国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喝彩的法治，也是理性的法治，是一种深层次的法治，同时还是一种针对性的法治。
（一）理性的法治
毋庸置疑，作为一种治国方式，法治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治国方式，正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才严正的指出“法治应优于一人之治”[13]，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历了多年封建伦理社会的国家来说，法治无疑如同一个新生的婴儿，必须给以足够的呵护，然而我们却不能没来由的神化法治，更不能想当然的构造21世纪的法治国家，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法治。
首先，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法治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它只是治国方略的一种最好的形式，正如学者所说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只是相对好的治国方式，这种相对意义蕴含着这样的内涵，人们渴望比法治更好的治国方略，但因各种因素不具备，因而人们不得不以退而求其次的办法选择了法治，而法治从被选择的那天起就伴随着缺陷，只是瑕不掩瑜才为人们所接受所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说，法治只是人们无奈的选择，因为没有准确体现人们意愿的治国方略，而社会还得继续下去，因而人们在不得不选择接受、认可法治的优点的同时，不得不（不管情愿不情愿）也认可、默许了它的缺陷。而事实上也确实这样，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法治，社会观念的核心在人们心目中最突出的是和谐，人们靠传统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教化就可以起到社会控制、道德约束的作用，因而我们也会看到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盛世局面，只是到了近代，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大发展，资产阶级为了排挤封建等级特权和封建剥削，保护自己的利益便高扬法治民主精神，因而法治也才真正形成，所以哈耶克认为：“法治理想得以巩固的主要时期，乃是18世纪上半叶，当时法治的理想正逐渐的渗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14]。因而我们总信奉着学者们如下简明的结论，传统社会不需要法治，也产生不了法治，法治只有在现代文明发展这个催生婆的催生下才能得以生产，它是治理国家的最佳方略，但绝不是唯一方略。杜撰法治的神话，无限度抬高法治的作用，既不符合理论旨趣，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对待法治的真实态度应该是理性的法治观。
同时常识告诉我们，社会是由宗教、道德、习惯、法律等多种手段来维持的，尽管法治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绝不代表全部，“这不仅因为法律不可能规定一切”[15]，也不应规定一切，必须有个限度以防过度法规化，窒息人们的生活[16]，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法律具有保守性、僵化性、缺乏灵活性等缺陷[17]。所以对法治而言，掷地有声理性评价哪怕是批评远比言不由衷或不负责任的喝彩重要得多，毕竟“理性才是法律的生命”（爱德华·科克爵士语）。
（二）深层次的法治
如前所述，正是由于方法论的缺陷，中国法治理论和实践总在低处徘徊，明显呈现浅层次特征，这对于准备践行法治理想的国度来说，无论如何可不是什么好的福音，真真切切的要实现法治就必须是一种深层次的法治，即全民参与的法治。它不但适用于官员，而且也适用于公众，我们一直信奉着这样的观念，法治是一种实践的事业，“法治的意义在于给人们的行为提供有效的指引”（拉兹语）[18]“其基本要素是用公民秩序的理性原则限制官员的权力[19]”（塞尔茨尼克语），换句话说，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应当是全民的事业，它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吸引、充分调动全体公民的主动参与精神。这种参与不仅是社会成员成为公民而非臣民的权利表征，而且这还意味着是使社会成员成为公民而非臣民的先决条件。法治化的过程实际上就内蕴着大众普遍参与，并确立神圣信仰和树立忠诚的过程。因而“法治不仅是国家（或政府）所关心并努力从事的事情，而且更是也是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或者应当关心并努力投身其中的时情；不仅是其他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或者应当关心并为之奋斗的事业，而且也同时也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社会公众应当主动地自觉参与的共同事业”[20]。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下中国法治低层次的原因和关键所在。表面看来是因为法治在中国刚刚践行，时间较短，但更不容忽视的潜在的病灶则在于其方法论上的缺陷：理性的建构并缺乏生活的经验，把民众有意无意的当作“局外人”或者如学者所说的“旁观者”，为着同样的原因，法治仅作为一个象征，一种标志，远远没有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法治仅存在于法学家或法学职业工作者的自问自答式的理论建构和热情参与中。而真正的法治要义——大众认同与回应、民众参与与合作却遭到了忽视或漠视，从而导致了学者所言的法治主体整体性的缺位与失落，结果是法治的意义尽失，徒具有形式而已[21]。盛荣下的法制时代却涅磐出苍白的果实——现实中的法治非但不如预料中的热烈，反倒出奇的平静也就不足为怪了。对于21世纪的中国法治来说，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方法论转向——法治乃是全民的事业，需要全民的参与。我们必须让法治厚实起来，穿越所有人的热情注视，并真正认同和积极的参与，否则法治终究逃不过被遗弃出局的命运。简言之，法治的真正上帝是中国的亿万百姓和人民大众！这意味着，未来的法治理论与实践：1、在思维方式上进行革命性转换。法治需要全民的参与，每一个社会成员既是看剧者又是剧中人，两个角色不能截然分开。也就说，作为社会基本构成粒子的人不再被想象为存在于他所认识、理解和分析的法律现象和法律实践之外的旁观者，法律也不再被简单地看作认知对象，恰恰相反，法律（治）应当被理解为观察者也参与其中的一项事业[22]。从而塑造出新的真实的法治社会的组成成员，这当然意味着，真正的法治社会中的法治人既是法律的严正服从者，也是法律的自由批判者，既是现有社会的维护者，也是进步社会的推动者，既是法治价值的信仰者，又是法治价值的填充者！2、在实践层面上，法治必须真正走向生活，也就是说法治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它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样式息息相关，缺了它，人们将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维度上，要建立法治就是要建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他人行为和自己行为的确定预期[23]，并让亿万人民来共同负责践行，另一方面法律能够为人们真正寻求定纷止争、冲突解决、利益配置的合理手段和路径，而绝非理想层面的想当然的臆断。正如法治不是一种抽象的事业一样，法治不应该是天启的说教也不应是劝善的圣经，我们不能期待每个人都成为圣人，事实上，法治是一个实践的理想，它部分的是以“关于人和社会的本质的悲观主义前提的”，正是法治才“唤起了秩序、理性和正义”[24]。因而如果法治不能给人承诺什么，那么多少会让人不由生起几分虚幻和不踏实，长期下去，势必迫使人们重新正视它们时，传统的非法律权威势必会再度变得真实起来，法律权威的旁落也就不可避免了，结果正如前文所述，期待中的法治不仅没有到来，不期而至却是传统的落后的人治传统逾益坚固，刚刚启幕的法治也就无可奈何地摆脱不了谢幕的命运，这何尝不是文明的悲哀？！
（三）针对主义法治
我们一直还信奉着这样的观念，法治是一种实践的事业，它所要回应和关注的是社会的现实需要，因而它从来都是事实上的事业而非逻辑的事业，或者借用埃利希的话说就是：“法律发展的中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断，而在社会本身”[25]。因而法治具有现实的世俗性意义，从来就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法治标本和范例。这就意味着为一国所践行的法治必然是针对主义法治，必须适合自己本国的客观需要，所以“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26]”，这是因为“具体的适合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是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原则和规则，而涉及到一个知识体系[27]”，一个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知识体系。具体到中国来说，要实现法治，就必须处理好法治理想与国情、法治现代化与法律传统的关系。因为我们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建设并践行法治，我们是在有着千年封建传统礼法文化浸泡下的法治本土资源上进行革命式变革。“传统之于中国人，并非死了的过去，而是活着的现在。”[28]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经历、文化传统来理解和接受法治，这就决定了在中国践行法治不可能摆脱传统积淀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国法治践行的独特使命必须是以传统资源的松动并逐渐更新为前提的，为着同样的原因，中国法治的始基性使命就是要追寻几千年封建传统社会文化浸泡下的国人心中那份久违的冲动——一种推陈出新，进步文明的内心体验和信奉。因此“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有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29]。与此相适应，“中国法治之路就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与实际”[30]，否则“即使制订出了法律……法律也只能部分实行，或者完全不通”[31]。这就真可能造就一个学者常谓的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了，当然这也绝不是我们期望中的法治社会！

余论

其实，从终极意义上讲，作为一种表征进步与文明的治国方略的法治，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过程，并无所谓的好坏良莠之分，唯一有所区别的只是践行过程中的差异，也就是说在何种情形下法治的践行方才有效。换言之，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而言，都有自己渴望法治的理由，正如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渴望富强的理由一样，真正不同点只在于每个民族如何将这些理由转化成促使法治理想得以实现的动力，这才是法治的关键和灵魂。除此之外的任何别的解说都只能看作是法治自不待言的误解和不言自明的违犯，因而也是错误的，行不通的。

注解：
[1] [2] [3] [4][美]昂格尔著，吴玉章等译：《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85、96页。
[5]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导言第3页。
[6]苏力：《“法”的故事》，《读书》1998年第7期。
[7] [11][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3、28页。
[8]夏勇：《法治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9]林 ：《法律与伦理社会》，《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6期。
[10][12][20][21][22]姚建宗：《法律与发展研究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408、411-412、402、412页。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6-167页。
[14][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5页。
[15][23][27][29][30]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17、19、6页。
[16][17][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404、402-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