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则行政处罚案例所想到的

刘 君

N企业在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自2001年7月起大量生产假药，2003年4月经群众举报，H市药监局执法人员对该企业进行了查处，该企业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在对该企业进行处罚时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第73条还是74条，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企业生产假药应依据74条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该企业无《药品生产许可证》应依据73条处罚。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首先，《药品管理法》中的73条与74条是调整不同行为的两条法律依据，应当按违法行为的性质适用。73条着重强调的是“无证生产”应受处罚；74条则着重于“药品质量不合格”应受处罚。其次，通过对两个法条的比较可以发现：《药品管理法》73条对于违法行为要求予以取缔，这实际上是对当事人的“生产”行为本身的一个直接的否定性评价，即不允许生产，而不论生产的药品是否合格。而74条中仅要求没收假药及违法所得，其实质针对的是药品本身，对当事人的生产行为本身是否合法未予评价，容易让当事人产生误解，即其到处罚的原因是药品质量不合格，其生产行为还是合法的。当事人无法正确、充分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之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的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立法目的不符。再次，如果对本案可适用74条处罚，则面临着对无证生产劣药的行为亦可依75条给予最多3倍的罚款，显然使得行政处罚与违法行为不相适应。
通过对本案的分析，笔者以为，我国《药品管理法》74条、75条规定的生产假、劣药的主体只能是取得了《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合法企业。理由如下：一、《药品管理法》73条与74、75条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即在药品生产流通领域只存在有证和无证之分。任何无证擅自生产的行为都能够并且也应当依73条处罚，故此，实无再将74、75条认为包括有无证行为的必要。二、以74条为例：“生产、销售假药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有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予以撤销，并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本法条的结构分析：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这些行政处罚都只能是针对合法企业而言。对于生产、销售假药在本法条中只要求没收，而不对生产主体予以取缔，可见，立法者对生产假药的企业的主体资格是持肯定态度的，否则亦应如73条一样要求“依法予以取缔”。三、试举一例：某个人生产假药价值100元，生产劣药价值100元。若认为74、75条中包括无生产资质的企业并依此处罚，至多只能给予800元罚款（假药货值的5倍加上劣药货值的3倍），如依73条处罚则最多可给予1000元罚款（假劣药共同货值的5倍），可见，将74、75条中违法主体的扩大化有可能导致放纵违法行为的发生。四、《药品管理法》74、75条均规定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1、142条生产、销售假、劣药的主体包括自然人等未取得合法生产资格的主体，但刑法与行政法毕竟调整的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将二者作简单、机械的类比。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药品管理法》74、75条规定的生产、销售假、劣药的主体应严格限定为有资质的合法企业，而不应作扩大解释，将非法企业或个人也纳入其中。以上拙见仅作引玉之砖，不当之处还望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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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安法院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穿于未成年刑事审判的各个环节

闵涛


　　黑龙江省北安法院少年法庭在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活动中，将社会主义法制理念贯穿于未成年刑事审判的各个环节，找准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开展未成年刑事审判工作的切入点和结合点，积极探索少年审判工作新机制，坚持依据法律和立法精神，认真贯彻教育感化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结合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特点，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在探索有别于成年人的刑事审判的方式方法、矫治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方面取得了新突破。该庭在坚持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公开审判制度、寓教于审制、回访帮教制度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推出了法定代表人参与诉讼制度，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的合法权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法定代理人诉讼参与制度，即是在审理未成人刑事案件中，注重依法保障法定代理人的诉讼权利，充分发挥法定代理人在维护未成年人诉权及矫治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作用。该庭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向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送达《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告知书》，向其讲明被指控的罪行和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款，并告知诉讼的程序及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和在开庭审判中应当注意的有关事项，从而消除未成年被告人的紧张情绪。同时，征求他们对案件的建议与要求。如向法院提出从轻判处未成年被告人管制、拘役、宣告缓刑或者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适用法律建议的，应当提供有关未成年被告人能够获得监护、帮教的书面材料。

　　如该法庭审理的未成年被告人杨某盗窃、抢劫一案，在通知其父母参加诉讼时，其父母情绪激动、态度蛮横，声称杨某不是其儿子，法院愿判就判，他们不管，拒绝参加诉讼。少年法庭的法官们多次上门耐心做杨某父母的思想工作，晓之以理，晓之以法，根据该案的具体事实，针对有关法律和政策的具体适用予以解释和说明，并与他们共同分析了被告人杨某失足的社会原因、主观原因和家庭的责任，从而消除了其父母的对立情绪，表示不会放弃对孩子的教育挽救责任，一定配合法庭挽救教育失足的孩子。由此，法官引导法定代理人在开庭时对孩子进行“以情为手段”的教育，即以父母之恨、家庭之悲、亲属之痛为出发点，诉说青少年的犯罪行为给家庭带来的伤害。开庭时杨某的母亲泣不成声的说：在教育孩子上我是失败的，我有责任，孩子只要有信心，努力改造，家庭是不会抛弃他的。在法庭和法定代理人的共同努力下，庭审教育收到了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