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首例教案纠纷的法律思考

林海涛


最近一名小学老师与其学校的关于教案的纠纷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高丽娅曾经是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小学的一名小学老师，按照学校的要求，高老师每年都将自己写的教案上交给学校，十余年来共计48本。去年4月，高老师因为撰写论文的需要要求学校返还教案，但学校只返还了4本，其余的教案或者被销毁或者被卖给了废品回收站。双方由此在教案问题上产生纠纷并最终“对簿公堂”。高老师向法院起诉要求学校归还44本教案和赔偿由此给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8800元。 [1]此案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不仅是因为它是国内首例教师与学校之间的教案纠纷，同时也因为此案牵涉的面将非常广，它牵涉到全国1600万教师对教案有哪些权益，同时也给法律界出了一道难题。此案经一审、重审至今仍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笔者一直关注此案，发现围绕本案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法律问题，试剖析之，以抛砖引玉。
一， 教案是否构成作品？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的规定：“著作权法所说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因此，在我国构成作品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2）具有独创性；（3）能够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教案是教师为进行教学活动所撰写的，它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创作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教案一般是以教案本的形式体现出来，因此它也是能够有形复制的，所以教案符合作品的第（1）、（3）构成要件应不存在太大的争议，因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教案是否作品的第（2）个构成要件，即教案是否具有独创性。对于何为“独创性”，我国理论界尚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作品只要是作者独立完成的，而不是抄袭、剽窃他人的现有成果，即使与他人的作品相同或类似，也具有独创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独创性要求创作必须达到一定的“创作高度”，只有达到一定“创作高度”的创作才能构成作品。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因为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作品的表达形式而思想，某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内涵也许很平庸，但只要是作者独立完成的，作品有特定的表达形式，即使它的创造性很低，它也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这也是被TRIPS协议、伯尔尼公约所肯定的，而对于“创作高度”的要求实际上是把工业产权中的“创造性”引入了著作权法，不合理的拔高了著作权的保护标准。 [2]因此，教师撰写的教案只要是自己独立完成的而不是剽窃、抄袭他人的现有成果，就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更何况，教案是一种很个性化的东西，教案中往往凝结着教师对本门课的教学经验和对某些问题的独特的见解，某些教师撰写的教案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可能具有很高的创造性。在实践中我们就会感到不同的教师对同一门课的讲授内容、讲授的风格、讲授的深浅往往不同的。而老师授课则主要是依据其课前撰写的教案进行的。而且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之（二）也暗示将教案当作作品看待，该条规定：“口述作品，是指即兴的演说、授课、法庭辩论等以口头语言形式表现的作品”，由此可见，口头授课是可以成为作品的，那么教案则不过是将口头授课的内容写在了纸面上，也就是说作品本身未变，只不过是作品的载体变了，作品载体的变化对作品本身的成立与否并不产生影响。所以，笔者认为，不论是从法理上看，还是从我国的法律法规来看，教案成为作品的一种形式应是可以成立的。
二，教案的著作权人是谁？
教案虽然可以成为作品，但是该作品的著作权属于谁，学校与教师之间有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教案著作权的归属取决于该作品的性质。
首先，教案不属于法人作品，法人对其法人作品享有除作品署名权以外的全部的著作权。教案是教师为课堂教学所撰写的一种作品，是教师思想的结晶和人格的体现，它不是在学校的主持下完成的，其教案撰写的好坏一般也不是由学校来承担责任，因此教案不符合法人作品的构成要件 ，[3]教案不属于法人作品。
其次，教案应属于职务作品。我国《著作权法》第16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1条第1款规定：“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关于职务作品的规定中的‘工作任务’，是指公民在该法人或者该组织应当履行的职责。”教师撰写教案是其本职工作之一，所以教案是职务作品。但是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16条的规定，职务作品的著作权的归属依然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由合同约定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但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尚没有明确规定教案的著作权归属。在本案中，学校和教师之间对教案的著作权归属事先也没有合同约定，事后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第二种情况：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作者除了享有署名权外，著作权的其他权利归法人所有。法律之所以将上述作品的著作权归法人所有，按照当时的立法意图，主要是因为上述条件下产生的上述作品不适宜由公民个人享有著作权，例如，工程设计包括建筑、桥梁、道路、水库等，由具体设计人享有著作权显然是不合适；产品设计图为工业用途，同时受到工业产权法，如专利法、技术密秘法等的规范，由设计人享有著作权也是不合适的。地图是国家正式出版物，与一般图书不同，个人也不能享有著作权；企业投资生产的计算机软件也不能由个人拥有著作权。 教案显然不能归入上述作品。
第三种情况：其余情况下的职务作品的著作权都归个人所有。由于教案不能归入本文上述的两种情况，那么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教案的著作权只能归教师本人所有。
综上所述，在学校和教师对教案的著作权归属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教案的著作权应归撰写该教案的教师所有。但是，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16条的规定，学校依然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该教案，比如说学校将其教师撰写的优秀教案作为示范文本供其他教师作为教学的参考，就不能认为是侵犯了教师的著作权。同时，在教案完成两年内，未经学校同意，教师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其学校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教案。
三， 学校是否侵犯了高丽娅老师的著作权？
对于本案，目前一些学者认为：本案其实与“知识产权”并无太大的关系，学校明显没有侵犯高老师的知识产权，而只是因为保管不善，侵犯了高老师对教案本的所有权。 [5]而笔者并不这么认为，笔者认为在本案中学校不仅侵犯了高老师的著作权，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侵犯了高老师对教案（本）的所有权。
首先，让我们看学校在何种情况下侵犯了高老师对教案本的所有权。这里首先要区分作品与作品的载体，教案是作品，而教案是写在教案本上的，也即教案本是教案的载体。在本案中，高老师虽然要求学校返还的是44本教案，但是由于作品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是无法返还的，返还的只能是承载着作品的有形物，所以笔者认为高老师要求学校返还应是承载着教案的44本教案本。因此，教案本本身的所有权归属在本案中就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教师使用的教案本大部分是学校统一定制或购买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对教案本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由于教案本本来就归学校所有，所以学校对自己所有的东西不存在返还的问题。但是，如果教师用的教案本是属于自己的，那么教师对该教案本拥有所有权，学校对教师上交的教案本有保管的义务，如果学校无正当理由不能返还教师的教案本，则是侵犯了教师对教案本的所有权。
其次，学校侵犯了高老师对教案的著作权。一些人认为，学校并不侵犯高老师的著作权，因为我国《著作权法》赋予了著作权人17项权利，而学校根本就没有行使这17项权利中的任何一项，那当然也就不会侵犯到高老师的著作权。而笔者的观点恰恰与之相反，学校确实没有行使我国《著作权法》所赋予著作权人的这17项权利，但是由于这44本教案是作品的原稿，高老师手中没有任何副本，那么学校对这44本教案本的错误处理，就使《著作权法》所赋予著作权人的这17项权利没有任何一项能够行使，这实际上是一种更严重的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这个问题在有形财产上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某甲恶意将某乙委托其保管的电视机卖给废品收购站，虽然甲本身也没有利用该电视机，但是甲的行为使乙不可能再对该电视机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所以很少会有人认为甲的行为不是一种侵权行为。基于同样的道理，在本案中，教案作为一种作品，是一种无形财产，学校在未通知高老师的情况下就将高老师的作品原件销毁或者作废品处理，主观过错十分明显，学校的这种行为使得高老师根据我国《著作权法》所享有的17项著作权权利（这就好比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种权能一样）没有任何一项能够行使，这实际上是对著作权人所享有的17项权利的整体侵犯，也即是对作品这种无形财产权的侵犯。虽然我国《著作权法》并不对著作权人提供因上述侵权著作权的行为提供法律救济，但是由于《著作权法》是《民法通则》的民事特别法，按照一般的法理，对于某种侵权行为在民事特别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在民事一般法中寻找根据，著作权是一种无财产权，作品是一种无形财产，这已被我国《著作权法》所肯定，根据《民法通则》第5条的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人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高老师对教案的著作权和作品属于该条所规定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所以理应受到《民法通则》的保护。另根据《民法通则》第117条第2款的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由于教案是一种无形财产，所以在其受到他人的侵害时，作为教案的所有人，高老师有权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提起财产侵权之诉，可以主张包括赔偿损失在内的民事救济。
[1]：本案的详细介绍见王少冗 《重庆女教师没讨到满意说法》，载《中国知识产权报》，2003年11月15日。
[2]：韦之 著《著作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8页。
[3]：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的规定，构成法人作品需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由法人单位主持；（2）代表法人单位意志创作；（3）并由法人单位承担责任。
[4]：姚红 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法释》，群众出版社，第131页。
[5]：王少冗 《教案的所有权到底归谁》，载《知识产权报》，2003年7月31日。

（英文标题：the legal analysis to the first dispute causing of teaching plan in our country）
作者：林海涛，山东青岛人，现为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0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知识产权法的学习和研究，以上仅代表作者本人的个人见解，如有不同意见请通过E-mail:shhdxlht@sohu.com与作者联系。


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思考——以福建省漳州市为例

洪碧华 方赐德　黄志坚


　　解决三农问题，保障农民利益，必须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在土地权利上的主要表现形式，如何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制度，是当前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保障农民利益的重要体现。漳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率高达15.82%，是沿海地区土地流转率较高的地方，一些村镇创新了流转方式，形成可供借鉴的模式。但是随着流转的承包农户增多，流转形式多样化，流转主体的多元化，流转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土地流转中暴露出一些有等待解决的问题，迫切需要探索建立符合漳州实际和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制度，以确保土地流转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如何依法正确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一项重大课题。为此，我们走访调查了漳州市一些重点县(市、区)及村镇，就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分析土地流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索完善体制的具体对策。首先要界定土地产权。即虚化土地所有权，强化经营权，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其次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基础上，加快培育土地流转市场；第三是创新土地流转机制；第四是发挥政府的的作用，加大农业设施的投入，规划和引导土地流转的科学化，重点扶持和鼓励适合当地的流转形式。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客观必然性
　　从国内外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看，农村土地的流转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漳州农村土地流转的客观必然主要体现在：
（一）土地流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为社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急需大量劳动力，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创造了条件。外出打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据统计显示，2008年漳州农民人均纯6506纯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606元，非农收入1031元，两项合计占农民收入的56%。由于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农村劳动力流向效益高的二、三产业不断增加，由此造成农村中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留守农村的劳动力是妇女、老人，甚至是儿童，只能维持农业一般性的生产，从事传统的种植业生产，这必然导致农业经营效益日趋下降，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以至一些村镇出现了“有田无人种”、“门口趴着一只狗，家中剩下老两口”的现象。这种现象为土地的流转提供了可能；由于规模化的流转为农户带来更多收入，必然有效地推动流转。据我们调查显示：外出打工已成为土地转让、转包、出租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土地流转是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必然
　　所谓现代农业，实质是以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应用水平、现代工业技术及其装备水平、现代管理技术及其管理水平、现代农产品加工技术及其加工水平、现代农产品流通技术及其营销水平为基础、产供销相结合、贸工农一体化、高效率和高效益相统一的新型农业，其中机械化和集约化是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
　　现代农业的机械化和集约化是以土地的集中规模经营为前提的，而小规模经营对于现代农业则是一种障碍。建立在小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业，其技术进步的速度是非常缓慢，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此外，分散经营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趋加剧，成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障碍，要破解这一难题，只有通过提高生产的集约化程度，引导农村中的专业大户，培育壮大农民专业组织，发展现代农业，实施产业化经营，从而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这从客观上迫切需要推动土地经营权的流转。
（三）土地流转是解决“三农” 问题的必然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来源，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决定“三农”问题的基础性因素。“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促进农民增收，目前农民增收的途径主要是：一是依靠发展生产实现规模经营，提高效益、增加收入；二是依靠农民从事非农生产和就业，创造兼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三是通过土地增值带来的收入。这三种增收的途径都有赖于土地的流转，居于目前的状况，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把劳动力从有限的耕地上解放出来从事非农生产，带来工资性收入，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土地流转不仅带来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也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为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带头促进的作用。通过流转，农民按照市场价格让出经营权，真实体现土地资源的价格，从而实现土地增值带来的实际效果，并得到实实在此的效益。这也是一些地方政府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支持和鼓励土地流转的原因。
二、漳州市土地流转的过程、现状和模式
（一）漳州市土地流转的过程
1、自发流转阶段（1982—1998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漳州农村基层冲破重重阻力，实行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至1982年，除漳州城区的前锋村实行大队核算，2万多个生产队都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随后，又开展稳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和落实自留滩、责任滩政策。当时，很多群众不愿流转、不敢流转。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相继出现了个别的、隐蔽的、暂时性和自发性的土地流转，主要存在劳动力缺失的家庭，个别举家外出的家庭。这期间缺少政策导向和条件，刚开始流转显得少量零散。而随着农产品加工业的兴起和部分农民进城打工，土地流转慢慢浮出水面。而基层为了解决农业税和“三提五统”难征收的问题，当时出现的“双田制”也可说是土地流转的特例。据1997年底的调查，当时的“责任田”达35.74万亩，占应延包耕地面积248.55的14.4%。这些“责任田”，按劳力、人口承包的占72%，以招标或协议承包的占28%。换名话说，有10万亩的“责任田”是以招标或协议方式实现了“隐性”流转。
2、探索引导阶段（1998—2003年）。在第一轮承包到期后，我市在1999年底基本完成土地延包工作，1.81万个村民小组、197.96万亩耕地完成延包发证，分别占应发证数的95.11%和95.51%。这大大增强了农民的土地稳定感，土地流转有了制度性的基础更加。随着非农产业、农业专业化和产业化经营的快速发展，土地流转的条件日趋成熟。针对这种情况，为了适应农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适时适度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99年，原漳州农经委出台了《农村集体耕地使用权流转规则》和《漳州市农村集体耕地使用权转包合同》（示范格式），积极指导土地流转，并强调土地流转要按“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要经原发包方同意。2000年，经市委主要领导同意，市委办以漳委办[2000]8号转发了农经委的《农村集体耕地使用权流转规则》，要求通过试点，认真总结经验，积极稳妥地加以引导。截止2000年底，我们就观察点的后坂、南书、梅西、仙岭、彭林5个村作了了解，这5个村的耕地使用权流转面积1115亩，占总面积的16.49%。从时间上看，季节性的480亩，占流转面积43%；一年以上的635亩，占流转面积57%。从流转方式上看，转包的554亩, 占50%；公司（企业）统包的160亩，占14%；公司统一经营、原承包户原地原种的401亩, 占36%。由于观察点分别代表平原、沿海、山区农村，由此也可大略印证全市的流转情况。
3、机制创新阶段（2003年至今）。群众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一些地方开始用协议或合同来规范流转关系，维护农民的利益，但总体来讲还是公司和大户居主导，一家一户的农民仍处弱势地位，也难以分享到土地增值而实现的超额利润。《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及有关法法规的出台，为培育土地流转主体，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维护流转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一些大的食品加工企业如东方食品公司等，积极引导农村能人建立相关的专业合作社，建设示范基地，实现品种、技术、质量、价格等方面的统一，建立更加紧密的协作关系进行流转的制度创新。一些有实力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发挥自己市场优势，通过异地扩张，实现土地的大规模流转，如龙海农鑫的经营规模达到5000多亩。近年来，国家加大对“三农”工作的支持力度，社会化服务迅速兴起，非农产业发展也较快，土地流转的外部环境趋好，条件更加成熟。
(二)漳州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状
目前全市土地流转面积为35.7万亩，占农户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5.8%，详见统计表。
漳州市农村土地流转情况表
县（市、区） 耕地面积
（万亩） 流转耕地面积（万亩） 流转率（%）
芗城区 6.46 0．83 12.8
龙文区 4.07 0．14 2.67
龙海市 25.86 11.46 44.32
漳浦县 41.44 5．72 13.8
云霄县 16.03 2.05 12.8
诏安县 32.4 5.35 16.5
东山县 5.8 0．61 10.6
南靖县 33 0．56 1．68
平和县 31.2 3.80 12．18
华安县 14.27 2.50 17.5
长泰县 15．1 2．69 17．8
全市合计 225.63 35．7 15．82
调查中发现，全市土地流转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流转进展不平衡。沿海地区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农民外出务工、经商较多农村土地流转快；交通便利，农业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地方农村土地流转快。如龙海市的农村土地流转最为活跃，流转率达到44.32%。二是土地流转形式多种多样。有转包、转让、互换、出租、入股等，流转方式以转包和出租为主，约占总流转面积的70%。三是流转期限有长有短。流转期限的长短与流转土地的用途、作物的生产周期有密切关系。用于种植蔬菜的，流转期限大都较短，一般只有一年，如龙海市东园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用于种植花卉、水果、茶叶的，流转期限大都较长，如南靖的花卉用地、平和的水果用地。
（三）漳州市土地流转的主要模式
1、农户与农户流转型。这种模式以民间的口头约定为主，流转的对象一般是本地的种田能手和亲人，多依赖于彼此间的信任或是亲属关系，对流转的费用和期限没有具体的合同规定和约束，遇到国家开发利用土地，青苗补偿归经营者，土地安置费归承包方。这一类型在龙海比例占到3/4。在芗城区，这类流转的面积有4353亩，约占农村土地流转面积的52.61%。在农户与农户流转型里, 其中的农户与大户的流转值得提倡。种植大户、营销大户对市场敏感，承受风险能力较强，在经营管理上有一套，与小户之间比较亲近，他们是连片规模经营的主要力量。如诏安县，20多个种植专业大户通过流转经营土地3000多亩，户均达到150亩。
2、农户与公司流转型。这种模式主要是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企业，出于质量和安全的需要，通过与农户的土地流转，以此建立生产基地。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农户与公司直接流转。如东山县的丹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每亩年租金250-305元不等的价格，在澳角村和陈城村租用400多亩土地发展大葱、萝卜等订单蔬菜的种植。公司投资了200多万元对土地进行统一平整，建设节水排灌设施，改善了耕作条件，提高了土地经济效益。同时，也吸纳了周边地区的农民近100人到此打工。二是农户通过大户（或经纪方）与公司的间接流转。如上海亚太国际蔬菜有限公司通过龙海东园镇农业科所向该镇港边、东宝村的770户农民承包1200多亩土地种植结球生菜，生产出的低农残无公害蔬菜符合出口标准，销路很好。在龙海市，龙头企业的紫山集团、绿宝集团、同发食品、东海冷冻食品、振发食品、亚细亚食品、格林食品、绿兴果蔬等企业通过流通大户直接建立农业生产基地。三是农户与台商企业的流转。台资农业企业通过租赁农户的承包地，发展水果、茶叶、花卉等高优和休闲农业。台湾天仁集团总裁、世界茶王李瑞河先生的天福集团在漳浦县盘陀镇流转土地300多亩建设茶叶种植示范基地，又在赤土乡建设了占地数百亩的观光茶园，开展集中连片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有效地带动了周边地区茶产业的发展。台商黄文广先生投资500万美元建设的南靖南坑咖啡种植观光园，向农户流转400余亩的土地，引进在台湾已驯化种植生产成熟的咖啡品种，同时配套建设咖啡观光休闲中心、咖啡加工厂等项目。
3、农户与合作组织流转型。农户与合作组织流转型，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农户与合作社。龙海市农鑫果蔬专业合作社实行产、供、销一条龙的模式，目前拥有股东社员156户，带动农民1100多户。该合作社相继在龙海、漳浦、诏安甚至远到海南流转承包土地6000多亩，种植马铃薯、土豆。该合作社创办人黄小明还被农业部授“全国粮食生产大户十大标兵”光荣称号。诏安县“太生蔬菜专业合作社”陆续向周边农户承租土地，不断扩大种植规范，现种植面积已达1000亩。如东厦镇村民方武辉，组织69个农户，每个农户以10亩土地入股，建立兴农农业专业合作社，规模经营土地近700亩，实行企业化管理，大大提高经营效益。二是农户与协会。如长泰县岩溪镇?后村通过创办蔬菜协会，帮助种植户与农户间的土地流转，全村从2001年流转面积200多亩发展到目前900多亩。
4、农户与农贸市场流转型。如龙文区龙门蔬菜批发市场，其蔬菜年销售量56万吨，销售额3.4亿元，市场辐射全国10多个省市，为了保障蔬菜的季节性需要，它急需建立自已的生产供货基地。而汐浦村有一块土地约360亩，濒临九龙江北溪，地势低洼，常年内涝，使用权零星分散在150多户农户手中。村民只能种植甘蔗，产量产值都不尽人意。要改变这块土地的现状，必须对土地进行整合、平整，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据初步测算，需要投入100多万元。分散的农户根本就无力完成如此繁杂的工作量。这块土地就象鸡肋一样一直困扰着汐浦村民。在这种情况下，龙门蔬菜批发市场的经营户经与汐浦村村委会协商，最终龙门蔬菜批发市场以每亩年租500元的价格租用汐浦村该地块360亩，租期30年涉及150多户农户，同时投入100多万元对该片土地进行平整，完善机耕道、排灌等农田基础设施，进行蔬菜规模化种植。
（四）我市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民对土地流转顾虑较多，影响土地流转。农村土地流转组织形式还是以自发流转为主。流转缓慢，既有转出方面的原因，又有转入方面的原因。转出户积极性不高，担心土地流转后丧失土地经营权，缺少就业门路。认为务工经商虽然收入高，但有风险，明知种田效益低，但觉得饭碗有保障。有的虽然外出务工但仍不放弃土地，担心失业后没地，生活没着落。尽管外出打工，宁愿土地荒芜也不愿转包出去。加上农民的恋土深情、小农经济等意识较严重，还有极少数的农民甚至还存在金不调银不换的思想，宁愿粗放经营，也不愿将土地流转出去。近年来，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而且还实行了惠农政策，有些农户认为种田不但不交农业税，还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农业补贴，觉得弃之可惜。转入者需要连片规模经营，而人多地少，涉及农户多，工作量大，协调难度大。
2．农业产业风险大，开发业主难引进。由于农业是受自然和市场双重影响的弱势产业，收入低风险大，业主对投资农业开发极为慎重，真正有实力的民营企业或业主参与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农业的比较少。有些地方缺少农业经营大户，难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影响了土地流转。有些地方因为没有农业企业，缺乏租入土地和吸纳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能力，因此有些农户虽然想把承包田转出，但找不到合适对象。
农业基础设施较薄弱，土地零星分散，把这些土地从分散的农户手中集中成片后由业主开发，没有较高的利益吸引或新的政策规定，一些业主不愿承担昂贵的土地开发费用，导致土地集中开发较难，影响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
3．流转机制不完善，服务管理难跟上。不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在农用地流转价格上还没有形成能反映市场规律的基本价格，区域、宗地之间差价悬殊，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制约了流转，绝大多数土地流转价格低于常规种植亩收益这一标准。基层重视程度不够，服务管理难跟上。有些乡村缺乏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服务和管理，特别是乡镇机构改革后，一些乡镇根本没有专人负责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工作，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放任自流，流转行为无人监管，无人受理，从而留下许多弊病和隐患，有的已成为农村不稳定的因素。
4．操作不规范，出现纠纷难解决。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一是大多数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只有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合同。二是土地流转有的不按规范签订合同，合同内容不完整，条款、标的不明确，在某些方面不具有法律效力，甚至与现行法规相冲突，如租用土地的时间超过了二轮承包期规定的时间等。有的曲线炒作地皮，实行耕地“农转非”。三是有的合同未经管理机构审查、签证或公证机关公证，当事人双方出现纠纷难以解决。
5．农村社会保障跟不上，影响流转。由于农村的养老、医疗、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民除外出务工取得一部分收入外，主要还是依靠土地收入解决口粮、看病、上学等问题，特别是年龄较大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更高，对于流转土地存在后顾之忧。